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凌晨，来自遥远西北的李闯王的农民军，终于攻破了号称铜墙铁壁的明朝京城。34岁的崇祯皇帝，在经历了17年的苦斗与煎熬后，终于得到了永久解脱。他在內侍王承恩的陪伴下，走上景山寿皇亭自尽而亡。明朝至此沦亡。
明朝的毁灭，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从军事角度分析，明朝军事力量长期陷入对关内农民军和关外清军的两线作战之中，东奔西跑疲于奔命，分散配置，难以集中力量使用，因此难有作为。
从经济角度分析，长达几十年的连绵不断的内外战争，已经使得明朝国力匮乏，财政枯竭，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再也难以维系。从当时明、清、大顺三方君主的素质能力角度分析，皇太极和李闯王的能力，无论用人之道还是军事才能，显然都要明显高于崇祯。
不过，明朝也并非完全没有取胜的机会。崇祯在位期间，至少有三次机会，可以让明朝起死回生，至少也能大大延缓明朝灭亡的进程。
第一次机会，是在1630年清军围攻京城时。皇太极使出反间计，使得崇祯冤杀了明朝蓟辽督师袁崇焕。此乃崇祯一大错误。
袁崇焕是明朝当时仅有的有能力对抗清朝的名将，如果崇祯此时能识破皇太极的阴谋伎俩，继续重用袁崇焕，则辽东战场对清朝作战无需顾虑，崇祯尽可以专心集中力量，先行剿灭关内农民军，再回过头来对付清朝。明朝全力对抗清朝，清朝入关就是痴心妄想。
第二次机会，是在崇祯十一年（1638年）的潼关南原之战。这一战中，崇祯派洪承畴和孙传庭挂帅，在潼关南原设下伏击圈，重创李闯王，几乎达成全歼。李闯王身边只剩下十八和骑兵，仓皇逃入商洛山中。
洪承畴和孙传庭整顿兵马，正要入山追击，企图彻底歼灭穷途末路的李闯王。在当时的情势下，这一目的有极大可能达到。如果李闯王的义军被击灭，明朝面临的生存危机立即缓解一半，就可以腾出手来集中对抗清朝。
然而就在此时，关外的皇太极派遣多尔衮、岳托，从墙子岭、青山口一线突破长城进入河北，崇祯慌了手脚，急调洪承畴和孙传庭入京勤王。明朝消灭李闯王的最好的一次机会就此错过。
第三次机会则鲜为人知。此事发生在崇祯八年（1635年），主角是一位名叫毕懋康的人。毕懋康，字孟侯，号东郊，安徽歙县人。毕懋康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幼博览全书，广见博闻，才华横溢，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大才子。
万历二十六年，毕懋康高中进士，被授予中书舍人之职，由此踏上仕途。此后历任广西道监察御史、右佥都御史、陕西巡按、山东巡盐御史等职，崇祯年间担任南京通政使，兵部右侍郎等职。
毕懋康不同于一般死读书的腐儒，而是留心“经世致用”之学，还是一位兵器学家。闲暇之余，他经常深入军营，走访老兵，详细了解明军制式武器装备的优点与缺点，尤其对火器制造颇有心得。
明朝从初期开始，军队已经意识到火器装备面对传统冷兵器的巨大优势，因此军队中装备了大量的鸟嘴铳、快抢、佛朗机炮、虎蹲炮等火器。
但明军的火器应用于实战已有两百余年，但却始终未能取代刀枪剑戟等冷兵器，明军的火器部队在实战中，依旧很难取得战场优势与主动权。火器的射程远威力大，作战效能高，为何会打不过武器落后的敌手？
毕懋康经过一番研究，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明朝军队的主战火器，基本都是落后的火绳枪，击发时，需要用火镰火石取火，点燃火绳，引爆枪膛中的火药，才能射出弹药。
火绳枪的点火方式极为繁琐，导致击发速度缓慢，且遇到大风、下雨等恶劣天气，和涉水等潮湿环境，都严重受制约而无法使用，根本不能实现全天候全地形作战。导致火器只能充当辅助兵器的角色。毕懋康有感于此，在改进火枪的击发方式上下了一番苦功。1635年，64岁的毕懋康苦心孤诣，终于研发出一种“自生火枪”，献给了崇祯。这种火枪摒弃了传统的点火击发方式，改用敲击弹仓内的燧石作为点火方式，属于是“燧发枪”的一种。
这种火枪，“令火石触机自击而发使得石火自燃，风雨不及飘湿，缓急可应手”，极大提升了火枪的作战效率和可靠性，使之在多种气候条件下和环境下都可使用自如，完全符合成为主战兵器的条件。这种“自生火枪”，在当时属于领先世界的先进武器，比起西方火器强国的同类装备都不遑多让。
如果明朝能够大规模制造装备这种霸道武器“自生火枪”，可想而知，明军的作战效能将以几何级数提高，无论面对闯军还是清军，都将是“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效果，挽救明朝并非空谈。
但遗憾的是，这种“自生火枪”工艺复杂，制作精度和难度、成本都极高，时人评价说，“此器固是神奇，甚难制造，费又数倍，非经服习，火又未必即发。如轩辕、噜蜜，易习易制，见之无不蹙额语难。”
当时的明朝，已经难以筹措到大批制造这种火枪的经费，短时间内也难以培训出熟练掌握制造技术的工匠，此事最后不了了之。毕懋康和他的“自生火枪”，最终只在《军器图说》中留下一段文字和几张图片，渐渐被后人淡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