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试结果来分析，其实古代的科举制度和现在的公务员考试有些相似：成功者成为国家的公职人员；失败者开始另谋出路。而从隋朝开始、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才得以终结的科举制度，也的确是为封建时代的朝廷选拔出了不少人才。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对比那些中举的学子来说，落第的士人其实更多。而在这些落第士人当中，不少人就选择走上了反击朝廷这条路。那么，他们为何会走上这条路呢？又是选择了何种方式来反击朝廷的呢？
落第士人走上反击朝廷之路的原因在于：他们对朝廷产生了不满
对于家庭普通的学子来说，参加科举考试就是一场改变命运的豪赌。一次科考失败，可能还会安慰自己是时机未到，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一直未能中举的士人，自然就会对朝廷产生了不满。
对朝廷产生不满的个人因素
首先来说，这些参加科举考试的学子，大多有着沉重的心理压力。科举于唐朝开始走上正轨以后，就被社会大众视为改变命运的一场豪赌。而对于参加科举考试的学子来说，科举成功不只意味着个人的飞黄腾达，更是有着改变家族命运的能力。所以，学子身上不只有自己的梦想、更有着家人的期望。
如《新唐书》中就记载过这么一个故事：羔累举不中第，乃归。将至家，妻即先寄诗与之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已羞君面，君到来时近夜来。」羔见诗，即时而去。透过诗词中妻子对丈夫羔落第之后的责问、以及羔的反应，我们都可以感受到羔心中的羞愧难安。
也就是说，对于那时候的学子来说，家庭期望和个人前途，就如同两座大山一般，沉甸甸地压在了学心头。面对如此重压，自然就会出现这样两种情况：一、学子奋发向上，科举及第；二、心理崩盘导致考试失败，随后开始怨天尤人。
其次，中举和落第之后的极大反差，也让落第士人心中难以平复。中举之后的学子，那是春风得意：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而落第的士人：出关愁暮一沾裳，满野蓬生古战场。孤村树色昏残雨，远寺钟声带夕阳。这其中的对比，简直不要太鲜明。
况且，更为重要的是，中举之后的学子前途坦荡：出席朝廷宴会、被皇帝召见、踏入仕途；而且，他们还有机会被高门看中，然后招为女婿（宋朝时期的榜下捉婿，很是具有时代特色）。也就是说，不管怎么看，这些中举的学子都开始进入了人生直飞模式。
而对于那些之人来说：同样奋战十几年，眼看着别人逐渐走上了人生巅峰，而自己却要继续落魄的生活。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就足以使部分落第士人行为脱轨。
对朝廷产生不满的社会因素
而且，和个人因素比起来，科举考试的不公平性、可供落第士人选择的工作种类的稀缺性等社会因素，也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唐朝时候的科举，没有对试卷进行密封的习惯。也就是说，那时候，考卷上学子的个人信息，是完全暴露在批卷老师的视野之中的。如此“光明正大”的批卷规则，就使得那些“权贵子弟”、“交朋高厚者”，有了被提前录取的希望。
而除去不糊名的科举改卷制度以外，唐朝还有名人举荐的科举潜规则，正如史书记载的那般：实以从古干时之道，至今取第之由，莫不路邈鳌头，程悬骥尾，苟非先鸣汲引，哲匠发挥，纵或自强，行将安适？
这对于那些权贵人士来说，科举就成了推荐自家子弟的一条通天之路。但是，这对于那些“上无朝廷之援，次无乡曲吹惠之警”的普通学子来说，简直就是被绝了科考之路。
比如说，唐玄宗时期，杨国忠的儿子杨暄参加科举，不幸落第。杨国忠知道以后，破口大骂道：生子不富贵耶？岂以一名为鼠辈所卖！于是，在杨国忠的威逼之下，当时的负责人员赶紧把杨暄从落榜名单里提了出来，给他安排了他考中的结果。
更甚者，主考官在科举考试之前，就会列出中举名单：未引试之前，其去取高先，固已定于胸中矣。如此有“先见之明”的考官，你去哪里能找到？面对如此有内幕的科举考试，那些落第士人不发疯，才不正常。
落第士人，前途的渺茫。不同于当今社会的多样选择，唐宋时候的可供落第学子选择的工作种类实在是太少。不同于普通的农民、商人等，这些寒窗苦读数十年的学子，大多身无所长。就如同清代黄景仁在诗中感慨的那般：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
没有特长、社会上可供落第士人选择的工作种类又少，如此为难的社会背景之下，这些士人势必会产生一种厌世感，而足够的自我反省并不能改变困境之后，这些士人就会把自我厌恶转换为对社会的对抗。
不满情绪日益堆积之后，这些落第士人开始反击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