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书画俱佳的大文豪苏轼在日本知名度也很高。不过，其名声多是通过诗文甚至中国饮食传播开来的。这也难怪，因为日本传统的汉学教育总少不了苏轼的著名诗文，尤其是汇集了八大家名文的《唐宋八家文》之类读本堪称日本读书人的必读书，生活中“东坡肉”也是家喻户晓的中华名菜。至于书法和绘画，其名声基本限于相关领域，远不如在中国这么普及或声名显赫。
赵孟頫笔《东坡立像》日本历史上虽保存了不少中国宋元书画名品，但却鲜有苏轼真迹。苏轼书画真迹真正流入日本，是进入民国以后，先是闻名于世的行书代表作《寒食帖》（即《黄州寒食诗卷》），1922年末由颜世清带往东京，于民国驻日公使馆展出，后以高价售于收藏家菊池晋二（号惺堂）。1923年9月关东大地震时，险些遭焚毁，关键时刻被菊池从火海中救出。后来藏家虽欲出手，但由于售价居高不下，多年来此名迹一直辗转于藏家与古董商之间，直到二战结束后的日本社会混乱期，为国民党高官王世杰托人（驻日代表郭则生）从东京购回台湾。当时张大千也探知了此卷下落，并决意购买，还专程从香港赴日，不料被王世杰抢先一步。
苏轼《寒食帖》（局部）《寒食帖》入藏日本数年后，又有苏轼行书真迹《李太白仙诗卷》为大阪实业家阿部房次郎购得。
这件带有苏轼署款元祐8年（1093）7月的纸本墨迹，书录（传）李白诗二首，凡20行，计205字，笔势劲健，风格超逸。书后有五段金人题跋和三段明清人（张弼、高士奇、沈德潜）题跋，以及流入日本后长尾雨山、内藤湖南等人的题记。其中蔡松年、施宜生、蔡珪等五名金人题跋尤为珍贵，弥补了书画史上少有金人题跋之不足。对此，高士奇亦在题跋中言及，“苏文忠公行书真迹，惟寒食诗与此卷，流传名重，笔墨苍奇，纸色完好。然寒食诗止黄文节一跋，此则金朝诸老所题凡五，多一时名辈。金人笔墨，世尤罕见，当与苏公所书并传。”日本平凡社版《书道全集》第16卷就曾收录了金人蔡松年跋文书迹（图版第95）。
1937年1月31日，在京都冈崎鹤屋举办的昭和丙子寿苏会上，该书迹与《寒食帖》一同公开亮相，令观者大为赞赏。阿部死后，其嗣子将其大部分生前所藏，包括《李太白仙诗卷》在内，捐赠给大阪市立美术馆，现仍为该馆所藏。日本新的文化财保护法制定颁布后，该书迹被指定为重要文化财（指定日期1953.11.14）。
苏轼《李太白仙诗卷》民国后期，古董商白坚将苏轼《木石图》（又称《怪木竹石图》）带往日本，以“万余金”售于阿部房次郎。关于此画迹流入日本之事，张珩在《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中，曾披露“此卷方雨楼从济宁购得，后得入白坚手。余曾许以九千金，坚不许，寻携去日本，阿部氏以万余得去。”方雨楼，即当时北京古董店店主方天仰（号雨楼），其于山东济宁购得此画迹，后被白坚买去，尽管有张珩欲以九千元留下，但白坚最后还是将其带往日本，高价转卖给了阿部房次郎。
四川籍白坚（字坚甫）嗜古物，精鉴赏，因曾留学日本，又与内藤湖南、须磨弥吉郎等学者或外交官关系密切，即使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甚至华北沦陷时期，仍于政商界左右逢源，曾将不少书画、碑帖、经卷等倒卖到日本，从中大饱私囊。古版本《唐写本说文残卷》、李盛铎藏批量敦煌经卷、三体石经残石等就是经白坚之手，流失到日本的珍贵文物。民国后期，白坚先后获得苏轼《祷雨诗话卷》（又称《颍川祈雨诗卷》）、《墨竹图》和《木石图》等传世珍品，并收藏于其北京私邸。日本汉学家今关天彭曾于其私邸观赏过苏轼《墨竹图》，并在赴上海（1934年）的船上，与日本驻南京领事须磨等一起欣赏到其行囊中所携《祷雨诗话卷》。如今《祷雨诗话卷》下落不明，恐跟白坚大有干系。
《木石图》是世间仅存的几幅苏轼画作之一，而且被张珩、徐邦达鉴定为传世苏画真迹。不曾想，这件稀世绘画又从日本流出，2018年6月出现在香港佳士得拍卖会，结果以超过4亿港币的天价落锤，一时引起轰动。
苏轼《木石图》（又称《怪木竹石图》）以上是民国时期流入日本的三件苏轼书画名迹，其中《寒食帖》与《李太白仙诗卷》曾屡次出现在重大展览会上，是书法爱好者所熟知的书迹名品。《木石图》数十年来一直秘藏于个人之手，很少现身展览会，只有博文堂制作的珂罗版影印本流传。
如此珍贵的三件苏轼名迹，其中两件又从日本流出，不免令人生发苏轼书画不为日本所重的感叹。
寿苏会相关资料：富冈铁斋画、《寿苏录》（上）；罗振玉题字、内藤湖南书迹（下）不过，在书画领域，人们对“宋四家”之一的苏轼还是相当重视和敬仰的，尤其是习书法者，多通过碑贴拓本或真迹印本等学习苏氏笔法。近代书画家中，也不乏苏轼的忠实粉丝，日本所谓“东坡癖”者。如被称为日本历史上最后一位文人画家的富冈铁斋，对苏轼就极为崇拜，不仅嗜其书画，而且还亲手绘制过百种“东坡图”，又因自己与苏轼同日出生，特制“东坡同日生”及“东坡癖”印章，钤在自作书画上。
另有长尾雨山对苏轼也十分敬慕，曾邀集京都、大阪等地同好，在苏轼生诞之日举办寿苏会，展示苏轼相关墨迹、诗文集、碑帖拓本以及爱用品等，以纪念这位文人书画家，自1916年始先后举办过四次，具体为大正乙卯寿苏会（1916）、大正丙辰寿苏会（1917）、大正丁巳寿苏会（1918）和大正己未寿苏会（1920）。当时流寓京都的罗振玉也曾携王国维前往参加，并为事后刊印的《寿苏录》挥毫题签。另外，长尾雨山还邀请文人墨客，举办过纪念苏轼的赤壁会（1922），为扩大文豪苏轼在日本的影响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