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贺，字长吉，是唐朝著名诗人，也是唐朝中晚期诗风转变的代表人物，是长吉体诗歌的开创者，因其诗词爱用鬼神传说来托古喻今，人们说他的诗文都是“鬼仙之辞”，因而有“诗鬼”之称，更有人把他和李白相提，说“太白仙才，长吉鬼才”。在中国浪漫主义诗人阵营中，屈原、李白之后，也只有李贺能稳坐第三把交椅了。
然而，就李贺这样一个享盛誉、有地位的诗人，却没有一首诗入选《唐诗三百首》，不免让人觉得奇怪，究竟是《唐诗三百首》的编选者对李贺有偏见，还有别有原因呢？
《唐诗三百首》
唐朝，是中国诗歌的巅峰时期，名家辈出，名作遍地，唐诗存世数万余首，是中国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
后人为了学习唐诗，编选了很多相关的诗集，而其中流传最广的一部，非《唐诗三百首》莫属了，这部选集范围十分广泛，收录诗人77家，共311首传世佳作，时至今日，依然是中小学生学习古典诗歌的最佳入门书籍。
《唐诗三百首》的编选者是清朝人孙洙，号蘅塘居士，他编选此书的目的，主要就是为了作为稚童的启蒙读物，因此在选择诗篇的时候，也有他自己的标准，在“序”中他这样写道：
“因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每体得数十首，其三百余首，录成一编，为家塾课本，俾童而飞翔之，白首也莫能废，较千家诗不远胜”。
脍炙人口、浅显易懂，是作为启蒙读物的基本条件，同时也和当时的社会风气相照应，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符合主流社会价值观，后世学者在研究《唐诗三百首》的时候，又将其归纳出三个标准：取正不取变、取易不取难、取情不取理。
取正不取变
正，就是纯正，古代王朝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所以这里的正，我们应当理解成符合儒家思想标准。
为什么要有这个标准呢？首先，当然是儒家思想对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影响巨大；其次，读书是为了走向仕途，所谓学而优则仕嘛，参加科举（对于普通人来说）是走上仕途的唯一途径，而科举的选题都来自于儒家经典。
所以，《唐诗三百首》作为一本启蒙读物，最重要的是让学生在启蒙阶段，就养成纯正的思想。另外，《唐诗三百首》选编很大程度上受到沈德潜《唐诗别裁》的影响，沈德潜著《唐诗别裁》的主要宗旨，就是儒家提倡的“温柔敦厚”。
所以细数《唐诗三百首》中作者被选中的篇目，以杜甫为最，有39首之多，其次就是李白、王维，各29首，从这些选诗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窥见这几位诗人一生的际遇和艺术成就。这三个人也有共同点，他们都生活在盛唐，他们的诗，都是盛唐知音——这也是《唐诗三百首》选编的另一个重要宗旨：宗盛唐，主李杜。因为盛唐是唐诗的巅峰，而李杜又是盛唐的巅峰。
取易不取难
《唐诗三百首》是启蒙读物，对象是初学儿童，所以编选的时候，都是选择脍炙人口的作品，通俗易懂。
那么难易的标准又当如何衡量呢？
简单来说，历史背景太复杂的、典故太多的、过于晦涩的、佶屈聱牙的，都属于难这一范围，是绝不会入选的，比如老杜的《洗兵马》一诗，确实是佳作，诗中描写唐军平叛胜利、赞扬平叛功臣、表达自己对天下太平的殷切希望，也十分符合儒家思想，并且用词华丽、对仗工整，王安石甚至以《洗兵马》为杜诗的压卷之作。
这首诗并没有入选《唐诗三百首》，因为它的缺点（相对于启蒙读物来说）也十分明显，首先，这首诗长且难懂，有48句之多，其用典精准，但典故太多，没有足够的文学知识很难读懂；其次，这首诗的背景太复杂，一场平叛战役的起因开端、战争过程、战后封赏、以及作者内心情绪的抒发，都在诗中详加描写；另外，这首诗还有四转韵，对于初学者来说，可能连基本的诗词格律都还不懂，更别提转韵这种高难度技术活了，就连顺利地吟诵完整首诗，对初学者来说也是一大挑战。
因此，《洗兵马》虽是佳作，却不利于稚童学习，所以未能入选《唐诗三百首》。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
从长度来说，这两首诗和《洗兵马》一样，都有好几十句，但除了长以外，这首诗的学习难度并不高，白居易的创作风格我们都知道，他写诗要先拿给老奶奶读，直到老奶奶都不再有疑惑，才算成诗，所谓“白首亦莫能废”，而这两首诗的背景也不复杂，以《长恨歌》为例，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安史之乱的发展，都时常被人提起，当做茶余饭后的谈资，稚童即便不能完全理解背后的含义，但总听过这些故事，诗中虽然也有不少典故，但比翼鸟连理枝、汉武帝的金屋这种典故，也十分浅显易懂，相比起《洗兵马》，白居易这首诗学习难度降低了很多。
取情不取理
在蘅塘居士编选《唐诗三百首》之间，流传最广的古诗选集是《千家诗》，这也是一部启蒙读物，其编选标准也在“难易”上大下功夫，蘅塘居士就对这一点作出了肯定评价：
“易于成诵，故流传不废”。
但紧接着，他又提出了批评：
“随手拾掇，工拙莫辨……唐、宋人又在出其间，殊怪体制。”
这一批评之语，正是《唐诗三百首》取情不取理的标准所在。今人在谈论唐宋诗区别的时候，必然提到“唐主情、宋主理”，就是说唐诗以神韵见长，而宋诗重在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