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岛由纪夫
或许约莫在这个时期，我和太宰治有过短暂的会面，无疑，这件事情必须记录下来。
尽管在战争时期，我的交游并不广泛，但战后倒有几个文学上的朋友。
“在《人间》杂志上写小说的三岛”，这是我当时的头衔。其实，要以这个头衔成为一名自由奔放的作家很容易，但胆小的我却连这个也做不到。我少年时代师事的川路柳虹先生的儿子川路明，现在是松尾芭蕾舞团的领军人物，那时他是个性格刚强、喜欢炫耀的青年诗人；现在社会党的麻生良方是眉目清秀的不良少年，曾出版过诗集《黑蔷薇》；剧作家矢代静一则是最早向我传达年轻人对太宰治的作品极为狂热推崇的人。此外，还有身材丰满的三十岁女诗人等，各种不可思议的人物。只是由于我在战争时期的伟大梦想已然消失，以至于觉得眼前的真实都只能感到悲惨，尽管我还很年轻，却没有洋溢着青春活力。
太宰治是在战后第二年，即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来到东京的，他发表了很多著名的短篇之后，其小说《斜阳》一九四七年夏天开始在《新潮》杂志上连载。在这之前，我在旧书店找过他的《虚构的惶惑》，读过其三部曲和《鄙俗的青年》，但阅读太宰治的作品，或许是我最糟糕的选择。那些自我戏剧化的描写使我反感，作品中散发的文坛意识和负笈上京的乡下青年的野心，令我无法接受。
当然，我承认他那罕见的文学才华，或者是出于我的爱憎因素，他也是令我生理上反感的作家，因为他是刻意把我欲隐藏的部分暴露出来的那种类型的作家。许多文学青年，以在他的作品中找到自己的肖像而兴奋不已，我却急忙地别过脸去。直到今天，我仍持有都市出生之人的固执和偏见，哪怕稍微想到“负笈上京的乡下青年的野心”，都会让我深深不以为然。在那之后出现乍看像都会派的时髦新锐作家，他们散发出来的习气同样令我无法忍受。
年轻时的太宰治。1946年秋，摄于东京银座酒吧
我周围的青年们，对太宰治狂热推崇，至《斜阳》发表时达到了顶点。为此，我变得愈发固执，公开表示我讨厌太宰治的作品。
《斜阳》发表之时，社会以及文坛上为之轰动，这大概是因为当时没有电视和缺乏娱乐活动，使得文学性的事件容易引来大众的关注。今日，诸如这种全体社会对文学的狂热现象，几乎令人难以想象。与当时的情况相比，现在的读者太过冷静自持了。
我也立即弄来这本书看了一下，可看了第一章就读不下去了。出现在作品中的贵族，当然全是出自作者的寓意，尽管他描写的不是现实生活中的贵族，但既然是小说，或多或少得有“像真实的”呈现。但在我看来，不论从人物的措辞还是生活习惯，都与我“二战”前见闻的旧贵族阶级天差地别。光是这点就令我厌烦至极。比如，贵族的女儿把“厨房”说成“灶脚”，或者“母亲的用餐方式”等，其实正确说法应为“母亲大人的进膳礼仪”才对。还有，他以为作品中的母亲本人凡事都需使用敬语，因此连自称也使用敬语：
“和子，你猜猜看母亲大人现在做什么呀？”
除此之外，他还描写她在庭院中站着小便！
举凡这些描写，使得我对太宰治的文学的批判愈发激烈。因此，有些朋友觉得让我与太宰治见面是件有趣的事。诸如矢代静一及其友人早已经常进出太宰治的住所，他们随时都可以带我去。
至今，我已记不得是哪个季节造访太宰治的，只记得《斜阳》连载刚刚结束之时，似乎是在秋季吧。至于带我前往的可能是矢代静一及其文学同好、后来早逝的原田吧，我连这亦记不清楚了。那次，我好像是穿着条纹和服。平常很少穿和服的我之所以这样打扮，是因为我把造访太宰治视为盛事。
夸张地说，我的心情宛如怀里暗藏匕首出门的恐怖分子。太宰治的住处似乎在一家烤鳗鱼铺的二楼，我登上昏暗的楼梯，一打开拉门，只见六坪左右大的房间内一群人坐在昏黄灯光下。或许那时灯光很明亮，但在我的记忆中，一回想起战后时期“赞美绝望”的氛围，我总会觉得榻榻米是起着毛边的，灯光必须是昏昏然。
太宰治和龟井胜一郎并坐在上座，其他的青年则散坐在房间的四周。经由朋友的介绍，我寒暄了几句，旋即被请到太宰治跟前的席位上，并得到了一杯酒。我觉得，现场笼罩着过度温馨的气氛，宛如相互信任的祭司与信徒的关系，大家对他的每句话都很兴奋，并且颇有默契地分享这份感动，等待着下一个启示。或许这可能出于我先入为主的偏见所致，可是房间里倒是真的洋溢着甜蜜的氛围。简单地说，那种“甜蜜”的气氛，与年轻人的撒娇不同，而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令人哀婉而感动的、充满着自己才是当代的思想者的自豪，那种灰暗伤感的、亦即典型的“太宰式”的灰暗情调。
来这里的路上，我始终在寻觅将心中想法一吐为快的机会，因为若不能把它说出来，此行便毫无意义，自己也将丧失在文学上的立足之地。
然而，惭愧的是，我却以笨拙、欲言又止的口气说了出来。也就是说，我当着太宰治的面这样说道：
“我不喜欢太宰先生的文学作品。”
在那瞬间，太宰猛然地凝视着我，身子往后退了一下，露出了措手不及的表情。不过，他立即侧身转向龟井那边，自言自语地说：
“你即使这样说，可你终究来了。所以还是喜欢的嘛，对不对？你还是喜欢的呀。”
于是，我对太宰治的记忆到此为止。或许这跟我尴尬地匆促辞别有关吧。就这样，太宰治的面孔从“二战”后的黑暗深处突然贴近我的面前，旋即又退到暗黑之中。他那张沮丧的、犹如受难基督一样的、所有意义上的“典型的”面孔，从此再没有出现在我面前，消失而去了。
如今，我已是当时太宰治那样的年龄，多少也可体会到他当时被初次见面的青年批评“我不喜欢你的文学作品”的心情了，因为我也曾数次遇到这样的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