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公羊传》曰，“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
这天子住的地方，是国家的枢要命脉之地，它的起名，也必须高端、大气、上档次。地盘要广，用“京”形容其大；人口要多，以“师”描绘其众。后来京师也称作国都、都城、首都，虽名称不同，但其作为一国核心的地位没有变。
韩愈说，“京师者，四方之腹心，国家之根本。”孙中山说，“都城者，木之根本，而人之头目也。”自古至今，那些具有远见卓识和战略眼光的政治家们，无不将都城视为关乎国家安定的根本，亦无不把国都的选址和布局，看作牵系着天下气运的关键。
在古时候，由于国家的疆域相对较小，不用考虑太多复杂的因素，古人一般会把都城建立在居中的位置，一来便于对全国进行统治，二来可以远离前线战场。《吕氏春秋》中就有提到，“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
但随着王国版图的不断扩张，统治者们需要面对更为复杂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地理形势和环境。在国都的选址问题上，需要考虑的重点变成了如何把握国家的“重心”，而非简单地寻找地图上的“中心”。
比如在汉朝建立之初，刘邦曾想在洛阳建都，并就此询问娄敬的意见。娄敬认为，洛阳为周朝旧都，虽是“天下之中”，但其作为四战之地，已经不再适应汉朝初年的形势。要想国祚长久，不如选择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可威慑天下的关中之地。他建议道，“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最终在张良的附议下，刘邦决计放弃洛阳的选项，定都长安。而且从此以后，娄敬的“拊背搤亢（按住脊背，掐住咽喉）”理论，也成为了后来大一统王朝国都选址的重要战略指导思想。
自汉唐以来，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北方边疆地带民族融合，中国的经济和政治重心也持续北迁和东移。当大一统王朝建立之时，统治者必须把更多的着眼点放在北部和东部地区，来维护天下的安定。
在明朝崇祯年间，有一名学者叫做刘侗。据说他就曾提出一个有趣的理论，“（洛阳）中宅天下，不若（长安）虎眂天下，虎眂天下，不若（蓟城）擎天下为瓶，而身坻其口。”
这里提到的蓟城，是战国时期燕国都城的称谓，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刘侗把中国地图形象地比作一个瓶子，长安倚仗天险，就像瓶腹中随时出击的猛虎，能够震慑天下。
而北京，则是抵住了瓶口，以此为国都，对内，能俯察天下，对外，能抵御外敌。也正因如此，刘侗得出了“洛不如关，关不如蓟，守洛以天下，守关以关，守天下必以蓟”的结论。这实际上也是他对明朝皇室“天子守国门”的一种认同和褒扬。
在元明清三代中，1267年，元朝忽必烈在北京地区建立国都，称“元大都”；1420年，明朝永乐皇帝从南京北迁；1644年，清朝顺治皇帝从盛京南迁。
三朝的统治者，都不约而同地决定定鼎北京。虽然在当时，各自所面临的情况都不太一样，定都的目的也不尽相同，但他们最终作出这样的共同选择，已足以充分体现在那段特定历史时期里，北京对全国和全民族而言所具有的极为特殊和重要的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