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农抑商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主张主要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在两千余年封建历史中，自战国时形成的“奖耕战”、“抑商贾”，秦汉后“重农抑商“、“崇本抑末”，到宋元“专卖”法乃至明清“海禁”，均是重农抑商之表现。
春秋战国时期是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重农抑商”思想也随之开始萌芽，但直到战国中期，商人一脉在政治上、经济上都仍然具有非常明显的影响。春秋末期，取代姜子牙后人成为齐国国君的田氏，就负责管理国都临淄市场，家族经营着粮食、木材等多项大宗生意。战国时期获利最大的商人吕不韦，更是爬上了第一强国秦国的丞相高位，被封为文信侯。
但是随着封建制度的逐步稳固，小农经济逐渐成为主要的经济单元，也是国家赋税、徭役、兵役的主要承担者。随着农业地位的提高，商人地位急转直下。儒家的两位大佬孔子、孟子对商人都非常鄙夷，称其为“贱丈夫”；法家后期代表人物韩非子明确提出要降低商人地位:“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
作为掌握着大量社会财富，在商品流通领域发挥着积极作用的商贾，在列国争霸、兼并战争频发的时候还能为君为相，为何到了天下即将统一、国家即将稳固的战国末期，反而受到了社会的鄙夷呢？
商人趋利避害，很难保证忠君
随着兼并战争的日趋激烈，忠君思想和王权意识不断增强，如屈原之类一生不愿离开故国的忠臣得到世人推崇。而商人趋利，为了利益而周游列国，甚至经常走私资敌，因此难以得到统治阶级信任。《管子轻重甲》曰:“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非君之所赖也，君之所与。故为人君而不市其号令，则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
商鞅也认为:“商贾之士资在于身。故天下一宅，而图身资。民资重于身而偏托势于外，挟重资，归偏家，尧、舜之所难也。”意思就是说，这些商人把自身的本钱看得比身体还重，借此到处依附国外势力，凭着自身财富投靠私门，有着这种趋利避害的思想，就是尧舜这样的圣君也难治理。
保护小农经济，强化统治基础
战国中后期，小农经济已经形成，并成为国家赋税、徭役、兵役的来源。商业的发展自然要争夺大量的人口，影响小农经济的稳定。这也是战国后期各国变法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的根本原因。商鞅变法时为了奖励农耕，不但加重关市的课税，还让商人服徭役，从而避免农民弃农经商，集中更多人口去开垦荒地。
商人本性唯利是图，往往导致丰年谷贱伤农、灾年囤积居奇等情况发生，还有不少商人采取高利贷盘剥农民。《管子治国》曰:“耕耨者有时，而泽不必足，则民倍贷以取庸矣。秋籴以五，春粜以束，是又倍贷也。”战国时期本就生产力低下，加上商人趁着“春粜”“秋籴”操纵粮价，大批农民破产，人民离乡背井去逃难，严重影响国家稳定，所以各国纷纷采取抑商政策。
商人集团控制着大量财富，在政治上却很不可靠，也不利于小农经济的稳定和中央集权制度的巩固和加强，从而导致了抑商风潮和贱商思想的兴起，并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秦代以后，重农抑商更是基本成为历代王朝的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