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阮元始而迄于康南海的书学批评，并未掀起20世纪前期的碑学热潮，评者自评，书者自书，即康南海本人的书法，也依样帖意显明。在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期间，大体上可以说是帖学独领风骚，新魏碑的流行是“标语”所催发的——它的价值并不在艺术本身。严格意义的碑学，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对于沈尹默、启功书法的批评，其意义不在二先生书法的本身——对帖学独领风骚的不满 ，无意中为碑学拓开了前路。从此，碑学勃然兴起。
几十年来的碑学热潮谁堪称代表人物？没有标志人物的文化潮流，只是无痕的逝水而已。析点此期间的碑学，其堪称代表者，唯南萧（娴）北孙（伯翔）而已。
孙伯翔书法作品
我曾屡见萧老作书的风采。在南京，故有幸亲睹先生写“黄山归来”四字。案高身矮，先生悬肩挥毫，其豪纵自如之状，至今历历在目。先生书，隐有南海的韵致，其最具师意者为右行之收笔，顺势而出，有若鹰之振翅腾空。先生虽以碑称，而帖意隐然。她在其书集序中称，无帖学之功，书碑易流之“野”。此正是乃师之精髓。
伯翔先生是我的老友，几十年来，他耳不闻“窗外事”，不是不闻，而是闻而不为其扰，他默默地闭门守砚，这不仅是他的临池状态，更是其性情，他谦蔼低调，处碑学热潮中，这位碑学高手却从不去“弄潮。
比较二老书作，同为碑学而风韵各标。
孙伯翔书法作品
伯翔兄着意“造韵”，萧先生碑中夹帖，书碑着行，字经愈大愈佳。她是南方人，却有北人豪气。伯翔先生是北方人，却有南土士人的温逸。此种秉性，皆流注于笔端纸素。萧先生作大字，快若疾风，然变化万端，随意而成。伯翔先生则长于慢中求变，内撅而松，韵致绵长。兄书，大小俱工，较之萧娴书，碑意更浓。萧先生书外拓取势，藏拙于巧，伯翔先生藏巧于拙，寓熟于生。二先生同为碑学魁冠，各领风骚，并雄于世。
伯翔兄过目的碑甚多，不论是否为名石，他都着意研习。北碑之出于凡手者甚多，且为刀治，兄的不凡的眼力，善于别择，于常石中察微识妙，博观精取，往往在三四流的碑迹中，发现精微，“三人行必有我师”，碑在即“师”在，此种胸襟拓寬了眼界，故所长碑，不似某石而似某石。自家面目，由是而出。较萧老之作，伯翔先生之书，碑味更浓。
孙伯翔书法作品
三十多年来，攻碑者甚多，然见异思迁者亦多。伯翔先生守一不移，非若追风逐潮者，时过境迁，便改向他趋。先生自言，所弃之纸，当以车拉马驮。其用功之深巨，由此可见。唯入之深者方知学之难，先生又云，一生能得二三纸足矣。此足见先生自律之严。
在近几十年的碑潮中，匆匆过客多矣，而堪称当世碑学代表者，唯南萧北孙耳。
孙伯翔
1934年出生于天津武清县。
晚号“适叟”。
一生以魏碑书体立足于当今书坛，
2013年获中国文联第十一届造型艺术成就奖，
2015年获第五届兰亭奖终身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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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书法创作时的心态
学书法，莫求名利，学书法的目的千万不要想着有一天成为大书法家，这样你反而会为其所累一无所获。作为书法人，我们一定要摆正位置，书法是中华传统文化之宝，千百年来传承至今，在我们手里要在继承中有所创新，不要墨守成规。要继承也要变化，因为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正所谓：万象皆点线，无处不方圆。
书法的最高境界就是“真善美”。要做到专家点头，群众鼓掌，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要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虚怀若谷这才是前进的方向。
关于怎么写好书法
书法要先从横平竖直开始，艺术性是后话，先从临摹仿照古人开始，学古出古，一提一顿皆有道理，要把每一笔每一画，都看成是有生命的，它们都是活的，就像壮阔的钱塘江大潮其实是大自然写的“一横”，长白山百年苍松是大自然的“一竖”。
关于“继承”和“创新”
学书法要走好自己的路，还要继承和创新并行。只继承，圈在里面出不来；只创新，就会是无源之水。就拿我自己的学书道路来说，我过去是写唐楷的，后来写魏碑，现在我又把帖的东西也吸收了一些。此次书画展我写兰亭序、圣教序，就是有意尝试碑帖契合。
我有一副对联:“品酒醇醅迥异,学书碑帖无町。”现在我更趋向于写得和谐、清凉，最后追求的是清凉之境。所谓清凉之境,就是想让人越看越舒服，越看，越清凉，这是我的目标。
关于“帖学”和“碑学”的看法
人人都有偏爱，偏爱乃为自然，偏见则是极大错误，误人误己，书法人应该有包容宽广之情怀。我学魏碑，爱其将军之体，健将之躯，雄而不狰，威而不猛，切忌狂怪。一生长旅，转益多师，既喜碑又喜帖，“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是我一生理想。对任何一种碑帖，只要“咬定青山不放松”，追至底，自会成家，也自然有变。
现在写碑与写帖的人都不少，光写帖就会缺少刚强与浑厚，光写碑就会缺少韵味与精微。写碑与写帖的人不能互相贬低，对于碑与帖都应该衷爱它，它们没有截然的界限，关键是“拿来主义”为我所用。换句话说，碑有碑的优势，帖有帖的长处，碑帖结合就是优势互补整合，使书法的形态更多变化，内涵更丰富，美感更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