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文抑武有助于消除割据因素
武将政治其实在唐朝遭遇安史之乱，并且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所谓的藩镇地方形态之后，就已经出现了。
唐朝中后期在河朔地区的藩镇，其实武将政治的表现最为明显，并且也成为了后来五代时期北方政治、军事形态发展的主要原动力。
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基本上都属于纯粹形式的武将政治，也就是说只有掌握绝对的军事权力，或者控制了足够的军事力量，便可以有机会以下犯上。
原来传统儒家政治思想当中的忠君爱国，在混乱的五代时期，基本上全部被那些嗜杀成性的武官抛之脑后，取而代之的则是绝对的军事手腕。
后周的建立者郭威，在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后汉政权之前，他本人实际上就是后汉统治者备受重用的军事统帅，即天雄节度使。
郭威在掌握了强大的军事力量之后，便趁机发动政变，建立了后周政权。郭威本人自然知道后周的建立过程，以及武将不断做大的严重后果。
为了能够稳定当时的后周政局，特别是要抑制武将势力，郭威不断推行文官政策。
《旧五代史》载："初，杨邠以功臣、国戚为方镇者多不闲吏事，乃以三司军将补都押牙、孔目官、内知客，其人自恃敕补，多专横，节度使不能制，至是悉罢之。"
即通过原来荒废已久的科举制度、察举制度选拔当时中央政府所需要的文化人才，以此来最大程度削弱武将势力。
继任的柴荣同样秉承着郭威的这一用人政策，正是通过后周两代统治者对于武官跋扈政治体制的改善，才会使得当时的政局出现了稳定局面，这也成为后来北宋在用人政策上任用文人的滥觞。
轻徭薄赋的治国政策有助于社会稳定
后周作为中国北方五代割据历史时期的晚期，实际上能够在黄河流域地区的统治，以及整体的政治生态上，展现出久违的稳定和兴盛局面，实际上与后周统治集团实行轻徭薄赋、重视民生的统治政策是离不开的。《旧五代史》载："晋天福中，加至五匹。奸有夫妇人，无问强、和，男女并死。汉法，窃盗一钱以上皆死。又罪非反逆，往往族诛、籍没，故帝即位，首革其弊。"
我们在看到后周之前的四个政权在进行统治的过程中，真的很难发现他们会为了社会的稳定以及百姓的疾苦，去制定比较柔和的统治政策。
而后周则不同，一方面由于此时的割据现象已经大幅度减弱，换句话说，地方的节度使武装力量不断被中央政府削弱，而中央政府的权威却在不断提高。
由此一来，之前的那种地方不断出现的分裂趋势开始大幅度减弱，这也就为后周统治者郭威以及柴荣，推行比较温和的封建统治政策提供了可能和基本条件。
郭威在建立了后周政权之后，他目睹了之前军阀混战以及中央政府横征暴敛，给广大民众带来的巨大灾难。
因此，为了缓解社会危机和尖锐的阶级矛盾，郭威在统治之初便制定了轻徭薄赋的发展策略，首先，郭威就坚决废除了之前由于军事战争的需要，私自建立起来的各种苛捐杂税。
其次，对于长期存在的贪污腐败和奢靡享乐的风气，也进行了严厉整顿。柴荣即位后延续了这一柔和政策，使得后周不断走向稳定。
后周政策，稳定住了整个局势
整个北方五代政权相继更替、割据、混战的是历史虽然不算长，但是其对于当时封建社会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影响还是非常消极的。
大量的民众饱受战乱之苦，甚至为了缴纳封建军阀不断制定的租税，弄得家破人亡。
我们都知道唐朝安史之乱实际上对于唐朝的影响是具有毁灭性的，虽然唐朝平定了此次叛乱，但是其再也回不到了当初的那种兴盛局面了。
藩镇割据问题的存在，直接成为了后来五代十国割据现象彻底出现的根源。
在五代政权相继建立和灭亡的过程中，处于统治者对于当时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等问题认识的提高，其中不免也酝酿出了统一的因素。
这种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封建历史时期的典型特征，在五代时期同样适用。
后周作为五代的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在其建立时期整个北方，乃至全国的统一趋势已经大大增强了。
一方面后周统治者能够依据长期以来导致分裂的严重根源，即武将政治进行改革，利用文官进行治国，有效解决了武力割据的问题。
另一方面，后周政府在推行了恰当的统治政策之后，对于封建社会的稳定以及百姓生活的恢复也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