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知识分子最常讨论的一个问题叫做“君父先后”，也就是当皇帝和老爹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身为个体的人应该站在那边？是尊重皇权，还是维护自己的家族。
这是个问题类似今天人常说的“老妈和媳妇掉到水里，先救谁？”有浓厚的伦理色彩。同样的问题在之前的先秦、秦汉，以及之后隋唐宋明时期有不同的答案。
先秦时期周王朝采用分封制，对王国进行多级管理。周王不能一杆子打到底，控制到具体的人，只能管理诸侯国的国君，那些公侯伯子男。同样的，诸侯也不管理具体的民，只向士大夫发号施令……以此类推，一级对一级。
在这样一种家·天下的政治格局里，家族的利益高于一切，在君权之上。所以问那个时候的人君、父孰先孰后，忠和孝谁更重要？那个人如果不是儒生，多数都会回答先孝后忠。也就是当家族的利益跟君主发生冲突时，站在家族一边。
所以在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各诸侯国纷乱不断，接连发生家族叛乱弑君，甚至推翻君主割据成新诸侯的现象——比如三家分晋，田氏代齐。
秦国统一六国以后，用酷法将百姓拉入巩固皇权的队列，虽一度将君重父轻的理论强加于人，但是与其他残酷的法律一样，这一理念并没有深入人心。
西汉建国以后，以文帝、景帝为代表的几代开国君主崇尚黄老之术，追求无为而治，给百姓自由的发展空间，极大的促进了社会的安定与发展。
在这过程中，诞生了一大批新兴的大地主——豪强。这些家族虽然不像先秦时期的诸侯、士大夫那样手握权柄，却因拥有土地，拥有大量财富和人力，因而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为了家族长盛不衰，家·天下的理念又得到了复苏。
所以在西汉初年，君父之争中父的分量仍然大于君。
这一情况直到儒家思想深入人心，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彻底扭转。
汉武帝在位时，董仲舒对孔子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进行了重新解读。孔子的原话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身为君王，就要有个君王的样子，担负起拥有的责任，起表率作用。身为臣子，就要有个做臣子的样子；作为父亲，就应该有做父亲的样子……
董仲舒将这句话曲解成了“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一改先家后国的传统，将君推到了道德的制高点。
这一理念随着儒家思想成为“国教”，成为帝国基础教育和选拔人才的依据渐渐深入人心，并且影响后世。以至于2000多年后的今天，“忠孝不能两全”先忠后孝的理念仍然是中国人的普世价值之一。
每一个中国人都能说出几句“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国难当前，匹夫有责”……之类的话。
宋、明、清……忠君爱国的理念在中国延续了上千年之久，没有人会质疑它的真伪，是古代先贤们坚信不疑的信条。
可是这一信条在东汉末年，魏晋时期出现了断层，人们对它产生了质疑。也正是存了这份质疑，当时的人热衷于讨论“君父先后”这个问题。
那么的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疑问？这个伦理问题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道德隐喻呢？
追根溯源，其实当时的知识分子阶级对皇权的诚信、可靠度心存疑虑。换言之，皇帝究竟值不值得士人尽心竭力，抛头颅洒热血，倾家荡产的去辅佐？
知识分子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质疑，与东汉时期的党锢之祸有关。
党锢之祸过程复杂，在这里不做具体赘述，简而言之就是东汉时期宦官得势经常手握大权。这些没有系统学习过管理学的阉人，整人是把好手，施政技巧拙劣，所以经常有心或者无意搞出些天怒人怨的事。
知识分子阶级本来就鄙视他们出身卑微，身有残疾，发现他们肚子里没有墨水全是坏水之后，更是勉力排斥，力图消去宦官手里的权柄。
然而宦官有皇帝做靠山，士人奈何不得他们。士人朝堂上对付不了宦官，只好曲线救国，满世界吐槽力求用社会舆论淹死宦官，也就是清议。
他们希望皇帝能够不按照儒家思想治国，抛弃宦官和士大夫共治天下。
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希望国泰民安，社会稳定有序。可是皇帝是什么人？自秦始皇以来，皇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深入人心，在皇帝眼里自他以下全都是奴隶。
士人苦口婆心的劝谏，经宦官一番挑拨传到皇帝耳中，有了逼宫的意味，极大的挑战了他的威严。
这样说来，士人结党挑战的不仅仅是宦官，更囊括了皇帝。
皇帝若是按士人的话照做，皇威何在？
于是皇帝处分了带头闹事的士大夫，禁止他们做官，不许他们离开原籍，这就是所谓的党锢。
士人没有将心比心，理解皇帝的心思，觉得皇帝站到阉人一边心寒不已。
整个阶层的三观发生动摇，基于儒家思想构建的道德理想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儒家意识形态土崩瓦解。
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东汉末年玄学、清谈这些东西开始兴起。
士人们再不像过去那样，走路不紧不慢，着装端端正正，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开始放浪形骸，嗑药寻欢、嗜酒如命……恶习频出。
魏晋南北朝，甚至还包括后来的隋代，士族往往先父后君，更多的专注于维护一家一姓的利益，国人普遍缺少忠君爱国的信念，所以总览两晋没出过几位忠臣。
五胡乱华时面对的是一盘散沙，庞大的帝国没受多少“磕绊”就支离破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