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帝国后，曾以“井水论”告诫文武百官。老老实实做官，守着俸禄过日子，井水虽不满溢，但天天可以汲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反之，则有杀头的危险。
朱元璋反贪官两大法宝，一是教化与训诫，要求官员们心系苍生，好好做清官，不要贪，包括以井水做比喻讲道理；二是铁腕反贪，打击腐败不遗余力，被他杀掉的官员有10-15万人。可这一手硬一手软，作用相当有限，明朝近三百年，贪官层出不穷。
分析原因，我以为不能预设任何官员任何时候都是理性的、冷静的，能经得起利益的诱惑；通过办典型案件来吓唬其他官员，但全国那么多官员，能被发现并查处，是低概率的，这和船工行船有翻船丧生的风险一样，大多数船工不会因为这样的风险就不做这营生了。所以，吓唬也是用处不大的。
也有人认为明、清两代朝廷给官员的薪水太低，那点钱养一家也就凑凑合合，别说官场应酬，聘请师爷了。如果俸禄之外如无其他的收入，官员根本没法混下去。
即便君主愿意也有能力给官员知府高薪，也无法做到“高薪养廉”，这是由帝国的政治制度和架构决定的。中国自秦帝国实行郡县制开始，无论朝廷的大员还是地方官，都是君主的打工仔，帝国从产权上说，是一个只属于皇家的家族公司，一个知府和一个县令，虽在行政架构上是上下级关系，但他们都是向君主负责的。知府没有主动察觉、遏制知县腐败的利益驱动，反而有结成上下利益同盟的欲求。大家一起占老板的便宜不被老板发现才是符合人性的。而明朝高度集权，明太祖既不愿意让外戚和宗室兄弟帮自己一把（怕引起外戚专权和兄弟争夺皇位流血），又废掉了宰相，帝国地域辽阔，官员众多，即便皇上是千眼千手观音，也无法看管好那么多替东家“牧羊”的长工。哪一位长工在牧场薅羊毛，住在深宅大院的东家是很难及时知晓的，何况家族公司到后期，父子相继，一代比一代懒惰，长于深宫，远没有老祖宗的精明，被大大小小打工仔蒙骗，太正常不过了，所以后来明朝君主才不得不违背太监不能干政的祖训，用自己的私人——亲信宦官替自己做鹰犬来对付百官。
在任何一种制度下，腐败是不可能杜绝的，但相比君主专权的帝国体制而言，早于它的分封制能较好地解决帝国的“公共牧地”被众多牧羊人糟蹋的问题。分封制是从天子到诸侯，再到大夫，层层分封即逐级承包，每一层级的老板在自己的封地里，是所有权人，可以任免官员。如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在诸侯和大夫的一亩三分地内，家臣贪腐而长久不被东家发觉是很难做到的。要么就如帝国以后的民国体制，民众不但是法理上的国家主人，而且在制度运行上确保了权力由下向上授予，确保了民众对官员的选任和监督。一个地方的行政首长贪腐的风险是很大的，因为有反对党的议员盯着，还有独立的媒体和司法机关。只有在这种制度下，“高薪养廉”才可能实现，亦有必要如此，官员也应该过着富足且有尊严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