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编刊方面，库寿龄先后编辑过两份重要的汉学期刊，分别为短期编辑《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报》，创办并主编《新中国评论》。
库寿龄与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的渊源比较深。早在山东时期，库寿龄就于1894年成为其会员，此后还曾于1904年将自己与方法敛（F. H. Chalfant）搜藏的四百余片甲骨原价转让给了文会。侨居上海后，库寿龄与文会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不仅在文会发表演讲并在会报发表文章，还于1914年成为文会的名誉干事和会报编辑。库寿龄是1914—1916年《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报》的编辑，这个工作不仅为其带来了博学之士的知名度，也为其创办并主编《新中国评论》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919年，库寿龄在上海创办了一份新的汉学刊物，因以继承1872至1901年在香港出版的《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为目标，故刊名叫做《新中国评论》（The New China Review）。《新中国评论》的编辑部设在兆丰路（Chaoufoong Road，今高阳路）73号，由库寿龄自任主编，每两月出一期，每年合为一卷。该刊创刊后，很快就受到国际汉学界的重视，马伯乐、赖德烈和林语堂等中外学者纷纷在《通报》《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中国科学与美术杂志》《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报》《教务杂志》等刊物或论著中对其加以评论并充满期待。1922年6月，库寿龄辞世，《新中国评论》在其夫人的主持下至年底出齐第四卷后停刊。虽然只有4年的时间，但《新中国评论》还是有相当水准的，这与库寿龄的汉学修养和不辞劳苦密不可分。该刊所刊发的论文中，如慕阿德关于基督教史的研究、伍德华关于中国当十铜元研究、金璋关于甲骨的研究、斯坦因和沙畹关于敦煌文献的文章等，均在汉学史上留有一定的影响。1923年，高第在《西人论中国书目》第二版的补编中，将该刊目录全部收入。1933年贝德士在《西文东方学报论文举要》一书中，曾选取并收录了该刊的14篇文章，认为这些论文具有重要的价值。在笔者看来，《新中国评论》和《中日释疑》《中国评论》共同记录并见证了侨居地汉学英美派的成长和崛起，也是我们今天研究侨居地汉学的重要文本。
在谈到库寿龄的汉学贡献时，还有一个值得提起的因素，那就是库寿龄夫人的辅助之功。如前所述，无论是《上海史》还是《新中国评论》，都是在库夫人的手中最终“完成”的；同时，库寿龄夫人也是《中国百科全书》的撰稿人之一。完全可以这样说，在库寿龄几乎所有值得书写的汉学贡献中，均有其夫人的辅助和贡献。
三库寿龄与作为侨居地汉学中心的上海
库寿龄在上海时期的汉学贡献，是其本人的长期准备和辛勤劳作的结果，但也得益于上海的文化和出版氛围。若放宽视野，从更大的时空范围来看待这一问题的话，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是作为侨居地汉学中心的上海成就了他。
所谓“侨居地汉学”，笔者曾在《来华西人与“侨居地汉学”》（《文汇报》2012年9月8日）一文中将其定义为：在近代中国，“一种新形态的汉学遂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说其新，原因之一是这种汉学产生在中国，这对于那些来华西人而言是他们的侨居之地，故可称为侨居地汉学”。
侨居地汉学的中心，曾有几次变化。宽泛一点来看，19世纪初中心在东南亚，因为那时中国尚未开放，有意来华的西人往往以此为跳板等待进入中国，标志是《印中搜闻》；19世纪中、后期的中心在港澳穗，标志是《中国丛报》、《中日释疑》和《中国评论》等；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的中心是上海，标志是《汉学丛书》《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报》《教务杂志》《新中国评论》《中国杂志》等；当然还有20世纪上半叶的北京，和上海双峰并峙，可以《华裔学志》《辅仁英文学志》等为标志。当然这只是一种粗略的划分，因为关于侨居地汉学的研究目前来看还有很多领域有待深入讨论。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传教和文化交流中心的北移，上海逐渐代替港澳穗，成为侨居地汉学的新中心。1908年库寿龄来到上海时，香港的汉学刊物《中国评论》已停刊数年，而《汉学丛书》和《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报》等在沪出版的汉学连续出版物则在持续发行，就连《北华捷报》和《字林西报》对侨居地汉学也颇为关注。
作为近代中外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城市，上海在汉学研究方面的优势同样明显。除了前述的各种专业刊物可以提供发表和交流平台之外，上海有众多可以辅助汉学研究的文化机构，比如著名的徐家汇藏书楼和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徐家汇藏书楼收藏有丰富的外文书籍和中国地方志等重要文献，可为汉学研究者提供文献上的支持；而亚洲文会则通过其演讲、博物馆、图书馆、会报等多种方式为汉学研究者提供交流和学习的机会。如前文所述，库寿龄与亚洲文会渊源颇深，他在上海时期积极参与亚洲文会的各种活动，在其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库寿龄去世前是北中国支会的副主席。在沪时期的库寿龄所交往的名流和学者，不仅有亚洲文会的会员和徐家汇的神甫们，还包括身处北京、香港和欧美的莫理循、爱理鹗、伯希和、沙畹、劳费尔、翟理斯、庄延龄和伍连德等中外人士。与来沪之前的孤学无友相比，库寿龄此时的学术交往和信息资源已经全然不同，用眼界大开形容应不为过。
上海也是近代中国的出版中心，有在汉学出版上经验丰富的土山湾印书馆和别发印书馆。李欧梵认为，别发印书馆及其分支机构已经将上海、香港、天津、横滨、新加坡、新德里和孟买等城市连接起来并形成了一个国际性的文化空间。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库寿龄几乎所有的重要论著，都是在别发印书馆出版的：《中国百科全书》和《上海史》如此，编辑的两份刊物《新中国评论》和《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报》亦然。汉学论著有其特殊性，在技术和经验上要求较高。库寿龄的《中国百科全书》虽是英文作品，但包含有大量的汉字（尤其是中国的各种专名），非别发印书馆这样经验丰富的大出版机构莫办，库寿龄在该书“前言”中曾专门感谢了别发印书馆的专业和服务。
由于资料方面的限制，尚有很多细节不易确认。但上海优越的文化和学术环境，对库寿龄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利好。库寿龄生性不喜社交、不善言谈，甚至被合作者指为“怪异”。但他在汉学上精通汉语，兴趣广泛，有学术头脑，是一位有潜质的侨居地汉学家。无论是个性还是学术，海纳百川的上海无疑更适合他。库寿龄在山东时，与其服务的浸信会不甚协调，闹得很不愉快。甲骨的收藏和研究也许是个反例，库寿龄早在山东时期就开始搜藏甲骨（甲骨学中著名的“库方”，指的就是库寿龄和方法敛），但在学术上并没有做出受到关注的重要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