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有个罪名叫“大逆无道”，常被处以“夷灭三族”之刑。
实际上，“大逆”是一项单独罪名，而且很少结合“无道”共论，多是以“大逆”和“不道”结合使用（如图），虽是一字之差含义却相去甚远。“无道”更多的是人们暗地里骂皇帝用的，如骂皇帝是“无道昏君”。
无论是大逆、还是无道，此类罪名都是为了巩固皇权制定出来的，而且从一开始给这些罪名划定的适用范围，也仅是危及皇帝、破坏皇权秩序等。这些罪名，在汉代第一次得以规范化处理，也由此为后世封建王朝巩固皇权提供了参考，总计有七项罪名，在《汉律》中或多或少也有所体现，故称之为汉律“七宗罪”，包括大逆罪、惑众罪、失职罪、狡猾罪、失人臣之礼、诽谤与妖言、执左道欺君罔上等。
从罪名本身，也不难发现其背后浓郁的皇权色彩，皇权至上不可侵犯被诠释得淋漓尽致。但正是这些本为巩固皇权的罪名，最终却与初衷背道而驰，成为了皇权建构路途上的巨大障碍，直接影响到皇帝集权和皇权统治。而汉王朝也在这些罪名的应用背后，为日后的覆灭埋下了种子。
一、“七宗罪”始于皇权，却不限于皇权
秦汉是封建社会的定型时期，后世封建王朝的许多条例制度，都在秦汉之制的基础上不断延续发展。而在汉代，皇权至上的性质树立后，巩固皇权维护皇帝的地位，对统治者来说无疑是迫在眉睫。“七宗罪”就在这种情况下，逐渐被搬上了朝廷，成为了维护皇权的一项重要举措。
汉律“七宗罪”，可以简单概括为巩固皇权和维护皇帝两部分，在巩固皇权方面，占据了五条。皇权的至高无上性，最重要的体现就是绝对权威，即最高决定权，所以对侵犯此类皇权的臣民，会采取雷霆手段制裁。在这一方面，有一项罪名叫“惑众”，和我们孰知的妖言惑众相类似，只不过这里妖言和惑众是两个不同的罪名，惑众罪服务于皇权而妖言罪服务于皇帝。
《汉书》记载：（陈）汤惑众不道，妄称诈归异于上。
这里的陈汤，就是那位高呼“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汉代名将，而他所犯之罪，被扣上了“惑众罪”的帽子。
按照汉律，陈汤此时所犯之罪顶多算“非所宜言”，而给定成带有侵犯皇权性质的“惑众罪”和侵犯皇帝性质的“不道罪”，很明显具有迫害的成分，因为这两种罪名合起来是要处斩的，可见“七宗罪”在执行中并不会局限于服务皇权这一域。
除了“惑众罪”外，最典型的为巩固皇权而制定的罪名，莫过于“大逆”。要分清楚一点，“大逆罪”并不是“谋逆、谋反”，谋反主要针对高官、民间百姓、掌兵大将等，然而“大逆”针对的则是皇亲国戚，宗室近臣。大逆的表现有很多种，如“祝（咒）祖上为大逆、烧宗庙卤御物为大逆、侵夺帝位为大逆、挑战皇帝为大逆等。
史载：淮南王安大逆无道……安废法度，行邪辟，有诈伪心，以乱天下，荧惑百姓，背叛宗庙……
淮南王刘安不尊崇皇权，对朝廷首鼠两端作乱天下，这种挑战皇权的行为，被打成了大逆罪。事实上，淮南王谋逆，并没有推翻刘氏王朝的意思，而是对刘氏集团内部皇权分配的挑战，是对刘启个人的挑衅，所以这里不是谋反而是大逆，是用于巩固皇权打击不法的罪名。
只不过，“七宗罪”的制定虽然始于皇权，但在具体运作中，并不会局限于皇权，而是在多方面发作起来，形成对皇权不利的局面。如之前的陈汤一事，丞相和御史大夫假借陈汤的不法行为，顷刻间就给他扣上了“惑众”“不道”的帽子。
二、巩固皇权的手段，利弊参半
在封建王朝，党争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朝堂上两两对立的局面，从秦汉到明清，一直未曾消亡，反而是随着皇权集中的趋势，越来越茁壮。党争之势，都依赖于皇帝平衡，而皇帝羸弱平衡不了之时，皇权就会遭受巨大威胁。
汉代“七宗罪”为了巩固皇权而设立，但实际上却在巩固皇权的同时，也为皇权旁落埋下了伏笔，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七宗罪”制定者的皇帝，而监督执行的则是臣子。换句话说就是，皇帝为巩固皇权设立了由臣子监督管制臣子的“七宗罪”，所以这就会出现罪名为党争推波助澜的情况，掣肘皇权。
史载：（杨恽）不竭忠爱，尽臣子义，而妄怨望，称引为訞恶言，大逆不道，请逮捕治。
杨恽是司马迁的外孙，宣帝丞相杨敞的儿子，按当时势力划分，属于士大夫集团。这里有司弹劾他的罪名，是“大逆”外加“无道”，前面说过这种罪名落在头上，即要斩立决。那么杨恽真的是犯了这两项罪吗？显然不是，我们看他的劾语叫“不竭忠爱，尽臣子义”，意思就是不忠于皇帝，这种帽子扣在满朝文武谁的头上都可以，反正都是牵强附会。
尽管如此，杨恽仍然被处罚了，虽然免去了死刑但仍然被“免为庶人”。要知道，杨恽在当时是难得的好官，其不与贪官同流合污，所以得罪了一众大臣。
而汉宣帝也知道此事，但此时他不得不采取这种雷霆手段，如果不处置杨恽那么“大逆无道”就成空罪了，于巩固皇权一事不利，但杀了杨恽又会打草惊蛇影响到与士大夫集团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