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与“南党”相对立的“北党”
北党是明珠附党，以科尔坤、佛伦等人为代表，都是旗籍，明珠下台后，虽然科尔坤、佛伦等也被罢官，南党一时势盛，但北党也在伺机反击。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九月，左都御史郭琇上疏，弹劾高士奇、王鸿绪、陈元龙、何楷、王顼龄等人，说他们“豺狼其性，蛇蝎其心，鬼蜮其形”，要求将他们“明正典刑”。结果，高土奇等五人被休致回籍。
十月，左副都御史许三礼连续上疏参劾徐乾学，列举徐乾学贪赃营私的种种罪恶，徐乾学也只好打道回乡。但徐乾学的哥哥徐元文仍在朝担任大学士职务。于是，到了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北党又向南党发动了全面的攻击。先由明珠的外甥、两江总督傅拉塔出面发难，罗织徐氏兄弟子侄交结地方、收受贿赂、仗势欺压等十五条罪状，要求朝廷严办。康熙帝虽诏令，但徐元文也因是而罢官。接着，康熙三十年(1691年)初，山东巡抚佛伦借着鞠勘前任潍县知县朱敦厚贪赃一案的机会，再次将徐乾学牵连进去。与此同时，江南方面也紧密配合，由江宁巡抚郑端出面，弹劾休致在籍的王鸿绪和徐乾学之子徐树敏。
北党的全面反击几乎要使南党全军覆灭，这显然也不符合康熙帝笼络江南知识分子和士绅的政策，也违背了其玩弄政治平衡和权力制约的统治术，于是下诏严禁“伐异党同”、“牵连报复”，遏制了北党的气焰；同时，对已失势的南党加以抚慰，几年后，除徐乾学、徐文元兄弟先已病故者外，其余如王鸿绪、高土奇，以及徐乾学弟徐秉义等，又陆续复官起用。但经过北党的反击，南党已经元气大伤，再也难以卷土重来了。
李光地与“北党”没有任何特殊的关系，在北党向南党展开反击的时候，恰好是李光地被罢掌院学士而最不得意的时候，他没有对企图置他于死地的徐乾学展开报复行动。对于北党，李光地也不巴结投靠。他提督顺天学政和受命考校旗籍，对于北党官员的请托一概拒绝。表现了独立直行的气概。
结束语
在康熙时代的“朋党”之争中，李光地虽然没有依附统治集团中的任何一个派系，并且以他的才学和人品赢得了索额图和明珠这两大对立派系首领的敬重，所以在索额图与明珠两大对立派系斗争的过程中，李光地基本上没有受到伤害(尽管明珠因德格勒之事迁怒于他，但也随即后悔)。这表现了入关不久的满族显贵虽然已受到汉族士大夫长期积累的腐败因素的影响，但尚未脱尽作为边塞民族的淳朴作风。而对李光地陷害不遗余力的则是那些由机灵而演变为狡诈，极其工于心计而热衷于争名夺利的江南才子徐乾学之流，其狭隘的地缘观念已经使得他们对来自闽南的李光地持排斥的态度，更何况李光地又是平息闽乱、统一台湾的有功之臣，学问也不在这些江南才子之下，前程无量，这也就构成了对一心想谋取高位的徐乾学的严重威胁，其诽谤陷害李光地也就不足为怪了。
当然，南党对李光地的诬蔑陷害毕竟是通过康熙皇帝而实现的，尽管康熙皇帝十分精明，也毕竟有其失察之处，南党的行径在某种意义上也适应了康熙皇帝驾驭杰出人才的权术的需要。康熙帝也只是在对李光地作了长期的考察以后，才将他从十年人生的低谷中提升出来，委以重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