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昏庸懦怯，很多人都把这当成定论。似乎继唐太宗贞观之治以后不久，便是武则天的统治，高宗不过是其傀儡。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李治虽不及其父聪明神武，但决非昏庸懦怯之辈。他在位34年，其历史地位是应该承认的。
即位后表现颇为能干。
唐太宗共14子，其中长子李承乾、四子魏王李泰、九子晋王李治，为长孙皇后所生。李承乾“好声色，慢游无度”，又有足疾，唐太宗不太喜欢；李泰善文词，有著述，唐太宗很喜爱，曾“面许立为太子”。于是，李泰有夺嫡之计，贞观十七年，承乾因“谋反”罪被废为庶人，太宗认为
“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共承乾可无恙也。”
为使群臣拥戴，他就与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商量，立晋王为皇太子，群臣也认为“晋王仁孝，当为嗣”。可见，唐太宗选择李治为皇太子，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以太宗之英明，是决不会让一个昏庸懦弱的儿子继承帝位的。
唐太宗把李治立为太子以后，便训练其执政能力，此外，还向李治传授统治经验。要李治求贤纳谏，不要压榨百姓过甚，告诫他：
“成迟败速者，国也；失易得难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
以后的事实证明，高宗是牢记太宗的教诲的。
高宗勤于政事，唐太宗自贞观十三年十月三日以后，至十三年病重以前，每三日一临朝而高宗即位以后每天都临朝，高宗遵循太宗的各项政策，表现得颇为能干。
第一、即位之初便鼓劢臣下进谏。
高宗说:
“朕初即位，事有不便于百姓者悉宜陈，不尽者更封奏。”
从此每天引刺史10人入内，问百姓疾苦，及其政治。由于高宗虚心求贤纳谏，遇事与宰臣们商议。
第二、赏罚分明。
当时滕王李元婴（高祖之子）、蒋王李恽（太宗之七子）权势很大，肆意搜刮民财。高宗赏赐诸王帛各500段，唯独不赏赐滕王、蒋王，使二王甚感惭愧。
第三、处事果断。
永徽三年，吴王恪（太宗之子）与高阳公主（太宗之女）、驸马房遗爱（房玄龄之子）及驸马都尉薛万彻等人图谋夺取帝位，高宗发现后立刻命宰相长孙无忌追查，将房遗爱、薛万彻等斩首，令吴王恪、高阳公主自尽。
第四、豁达大度，虚心纳谏。
永徽五年七月，高宗又一次要官吏上书言事。这年十月，唐雇雍州41万人筑长安外城，一月内竣工。雍州参军薛景宣上书说，汉惠帝修长安城，不久就死了；今又修城，必有大不幸。宰相于志宁认为景宣言涉不顺，请高宗杀了他。高宗认为景宣虽狂妄，若因进谏杀了，恐绝言路。随后宽恕了他。
第五、继续推行均田制。
贞观末至永徽初，土地兼并有加剧趋势，高宗下令禁止买卖口分田、永业田。这样，户口显著增加，物价也较便宜。贞观时户不满300万，至永徽三年达380万。
第六、保持国力强盛，维护国家统一。
永徽元年，高宗令右卫郎将高侃击突厥车鼻可汗，追至金山，大获全胜，诸部尽降。高宗设置单于、瀚海二都护府、十都督十二州加以管辖。。二年七月西突厥酋长、瑶池都督阿史那贺鲁叛磨，自号沙钵罗可汗，侵扰四邻州县，杀掠数千人。高宗立即命令左武候大将军梁建方率军讨伐，六年五月，又命右屯卫大将军程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以讨西突厥沙钵罗可汗。显庆二年高宗派遣大将苏定方，统率唐军冒着大雪昼夜兼行追获沙钵罗，平定西突厥，并在西突厥故地设置蒙池、昆陵二都扩府，加以管辖。巩固了唐王朝在西域广大地区的统治。
以上史实表明，唐高宗并不昏懦。
那么唐高宗昏懦的说法怎么来的？
唐高宗“昏懦”说，来源于《新唐书》。
《新屠书》记载宰相褚遂良因反对高宗立武氏为皇后，遭到贬逐，他上表自白，叙述自己册立之功，顾命之重，乞高宗哀怜。而高宗
“昏懦，牵于武氏，讫不省”。
武则天执政后，
“已得志，即盗威福，施施无惮避，帝亦懦昏，举能钳勤，使不得专”。
可见《新蘑书》“昏懦”说的主要根据是高宗受制于武后，但这个根据地本身是经不起史实检验的。
其一、贬逐褚遂良等人，是磨高宗亲自决定的。
永徽初期，褚遂良与长孙无忌辅政，代表元老派势力，高宗年轻气盛，不甘心受二人左右，借皇后废立事件贬逐二人，是其矛盾激化的必然结局。褚遂良反对废掉王皇后，是因为“皇后出自名家，先朝所娶”；反对立武昭仪为皇后，是因为武氏出身寒微。当时褚遂良以顾命大臣自居，态度极其蛮横。高宗大怒。武氏尚未立为皇后，竟在皇帝、大臣面前气势汹汹，口出不逊之言，似不近情理。以后褚遂良求赦免，高宗不同意。由此可见，高宗贬逐褚遂良是因为他“悖戾犯上”，触犯皇威。
《新唐书》说这是由于高宗“昏懦，牵于皇后”，缺乏事实根据。
其二、高宗委政于武后，也是出于本人的意愿。
高宗因病委政于武后，是由于武后“处事皆称旨”，二人有共同的政治见解。高宗对武则天的信任至死不变，遗诏
“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取天后处分”，
即可证明。
高宗亲自处理涉外事宜及重要内政。
史实充分说明，麟德元年以后，武则天虽已参与政事，但有关涉外大事仍由高宗亲自处理。根据《旧唐书》等的记载，如：
麟德二年正月，吐藩遣使入见，请复与吐谷浑和亲，并求赤水地畜牧，高宗不准。
乾封二年四月，由于对外战争频繁，厩马万匹，仓库渐虚，大臣劝谏：“隋鉴不远，愿勿使百姓生怨”，高宗采纳，令减厩马数千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