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青艺评：玩家的层次较低，为什么要写他们呢？
徐皓峰：写他们，是想解决我自己生命中的困惑。
随着年龄日长，看到更多从前的资料，发现玩家还有另外一面。当时西方社会有出现许多迷茫的年轻人，而玩家中也有这样一批人，他们和世界几乎同步。
比如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很快被译成中文，内部发行，即“灰皮本”。今天六七十岁的老玩家，很多人看过。那时没别的书可读，五六年内，他们只看这一本书，所以凯鲁亚克对他们精神的影响很大。
把武侠背景说成一座高山，所以我的出现，似乎也成了高山的一个重大转折，但这个高山并不存在。
武侠片作为类型片，已经被其他的类型片稀释掉，你看现在西部片基本就没有了，因为原有的西部片内涵在新的时代已经不成立，观众完全不感兴趣了。如果长期不注重武侠片的内涵更新，武侠片会逐步消失。
北青艺评：如何才能让武侠片不消亡？
徐皓峰：武侠片要生存下去，必须写出完整的故事，而且故事要切合时代的一种大众情绪，这样才能和当今的人发生作用。
武侠片的拍法已经全世界都承认了，下一步，武侠片必须建立自己独特的文戏，就像是希区柯克的惊悚间谍片，或者是美国的黑色电影，主要是胜在文戏，然后才能作为一个能延续下去的类型。所以武侠片要生存下去，应该诞生一批大编剧。
北青艺评：您一边拍电影，一边写小说，会不会觉得小说的读者越来越少，也许不久的将来，它就会死去？
徐皓峰：在美术史上，早有人高呼绘画死了，但喊了几百年，绘画仍在。电影诞生时，人们也在喊，歌剧、芭蕾舞将灭亡，因为电影是更便捷的艺术形态，可今天歌剧、芭蕾舞仍存在，也仍在发展。电影与小说是不同的媒体，给人带来的感官刺激完全不同，人类需要阅读，阅读会产生不同的快感。当然，小说可能会变得更小众了，但小众也不是坏事。
写《白色游泳衣》，满足了我的好奇心。
写了22年，终于找到分寸感
北青艺评：《白色游泳衣》和您以往的小说在写法上有所不同，这是刻意的吗？
徐皓峰：《白色游泳衣》对我来说，有特别的意义。过去我是靠创意来写作，但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我开始更注重分寸感。我一连写了4个中篇，《白色游泳衣》是第四篇，写完后，我有了“终于可以写长篇”的自信。所以今年我把10年前的两个长篇又重写了一遍。
北青艺评：您说的“分寸感”指的是什么？
徐皓峰：我没接受过小说写作训练，接受的是导演训练，即从独特的场景、独特的事件等来看问题，强调创意。我写小说，也用这套思路，一直写了22年，才意识到，小说还有更本质的东西。
所谓分寸感，指人物心理层次铺陈、事件转换铺陈等。有了分寸感，感觉我现在写的层次比以前更多了。
很难具体描述什么是分寸感，这和画画一样，你学半年，也能画得很像，但要达到那种概括能力，至少得画20年。练武也有类似说法，即：赢人不靠技巧，靠功夫。所谓功夫，指多方面的综合能力。
小说的创意、细节、点子等，都是可以分析的，通过正确操作就能完成，但故事的递进关系、人物的心理转变等，能否做到自然，能否协调好，只能靠分寸感。
分寸感是学不出来的，只能靠多写，只有通过量的积累，才能实现。
他们都是反抗者，只是未曾谋面
北青艺评：在《白色游泳衣》中，您多次提到凯鲁亚克，他对您的影响很大吗？
徐皓峰：我高中时读过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只是匆匆翻过，没留下太深印象，它对我的影响不如《百年孤独》。我中学读的是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有美术史课，看欧洲艺术家的传记，不论在故事性上，还是在传奇性上，都大大强于《在路上》。
《在路上》采用反文学的写作方式，不易读，它打破了小说写法的许多传统，比如我努力追求的分寸感，在凯鲁亚克看来，根本不需要，所以人们评价《在路上》是“没有文学，只有感受”。
其实，凯鲁亚克也是记者出身，专业报道橄榄球，他的《达摩流浪者》是标准的记者文学，文笔简洁、准确，有概括性，从一点小事出发，逼着你往下看，悬念设置非常好。在此阶段，凯鲁亚克和前辈作家干的是同样的事。但写《荒凉天使》时，凯鲁亚克到荒山里当火情通报员，整整坐了63天禅，宣布自己开悟了，所以《荒凉天使》的阅读障碍也变得更大。
《荒凉天使》很吸引我，它的创意性很强，是未经提炼的文字。
之所以在《白色游泳衣》中多次提到凯鲁亚克，因为当时白人青年都在追求觉醒，通过达摩、印度哲人、观音等，获得开悟。当时北京的玩家们也在追求开悟，只是属于另一个系统，即：世界不再是以前认为的那个样子，他们的世界观改变了。
我想，这批觉得自己已开悟的、生活在北京的孩子，他们看到凯鲁亚克后，会怎么想？这是我写这篇小说的一个原动力。我没见过这种情况，但我想，它会很有趣。
我的小说是练出来的，不是学出来的
北青艺评：您刚才说，接受的是导演训练，为何要写小说呢？写这个又不赚钱。
徐皓峰：写小说是我翻身的唯一底牌。
考导演系，最重要的是创作考试，要考一下午，全国考生都在比，看谁的小说写得好。我写了一个短篇，拿到了高分。上大学时，我们有剧作课，我一直是高分的学生。我不是出身于文艺世家，又缺乏社会活动能力。大学四年，我唯一练出来的就是剧作能力，可剧本只和电影厂发生关系，与大众不发生关系。我写小说，因为当时想，说不准成名了，也许会有人投资给我拍电影。那时我才24岁，直到36岁，才实现了这个目标。
我写小说属于“野路子”。在美院附中时，有很多国际艺术评论杂志，经常能看到一些评论文章，很多作者成了今天的大腕，那是美术评论最繁荣的时代。但我的一位国画老师说，评论只能让你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而想知道你活在什么样的世界中，只能靠创作。
这句话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那时底子薄，还没养成阅读文学的习惯，通过老师的提醒，我找到了自我。
北青艺评：很多作家是通过阅读世界名著走上创作之路的，您不是这样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