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
徐皓峰：1973年出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影视代表作有《倭寇的踪迹》《师父》《刀背藏身》，编剧代表作有《一代宗师》等，小说代表作有《国术馆》《道士下山》《逝去的武林》《武人琴音》等。
“我们一样，都不相信录音笔。”看到记者全程笔录采访，徐皓峰突然说道。
徐皓峰当过记者，是一期杂志最多时有5篇稿出自他手的那种记者。那时的他也一切靠笔录，他的《逝去的武林》，全部采访都是笔录完成。这算是一种文学训练——受访者可能说了40句话，只有2句是重点，需要迅速筛选出来记下来。这是一个与受访者对话的过程，更是一个与自己对话的过程。
一支笔，一个本，用徐皓峰的话说：“在写作上，我没有老师，这（笔录）就是我的学校和老师。”
大学毕业时，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徐皓峰去现代文学馆应聘。舒乙馆长开玩笑说：这儿工资低，分不了房，唯一“福利”是将来能生男孩（当时文学馆工作人员基本生了男孩），没辙，就这风水。
徐皓峰想了一段时间，可阴差阳错，没能去成。
从那年起，徐皓峰开始写小说，原计划是：如果两年内发表不了一篇作品，说明自己没这个才能，就转去做别的。
两年多过去了，徐皓峰果然没能发表作品，他已经转行去做“别的”了，突然接到一家文学刊物的编辑的电话——他的小说能发表了。正是这个电话，将徐皓峰又拉回文学圈。
从第一篇小说发表到如今，20多年弹指一挥间。沿着“野路子”，徐皓峰先后写出《道士下山》《国术馆》《大日坛城》《大成若缺》《刀与星辰》……终有一天，他意识到：小说中还有一种东西，叫分寸感。
中年后，人对写实主义的认识会越来越深入，方知“分寸感”的魅力。于是有了《白色游泳衣》（果麦·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此外重写了《大日坛城》《国术馆》两部长篇（即将出版）。在徐皓峰看来，《白色游泳衣》对他有特别的意义，它标志着从“写创意”转向“写分寸感”。
越强横的人，生命越脆弱
北青艺评：您是如何想起写《白色游泳衣》的？
徐皓峰：《白色游泳衣》是两个中篇小说的合集，其中一篇叫《白色游泳衣》。写这本书，我大概用了2个月，但它的源头很早。我上小学五六年级时（1985年前后），北京所有游泳馆都有一个标语：禁止穿白色游泳衣。
当时中国与巴西、古巴等国关系好，从那边带回的泳衣大多是白色的，严丝合缝，入水不透。为什么要禁穿？我问过很多人，包括游泳馆的管理员，都说不出所以然。也许，那时的常识就是：白色泳衣入水后会透，可能引发打架。
少年时代的疑问一直没得到解答。这就像雨果去巴黎圣母院游玩，看见北钟楼的墙上，刻着一个希腊单词：命运。问了所有人，都不知是谁刻上去的，以及为什么刻上去。于是雨果写出《巴黎圣母院》，用文学的方式，自己回答自己。
我写《白色游泳衣》，也是如此。
北青艺评：《白色游泳衣》聚焦于老北京胡同的玩家，您和他们接触过吗？素材从何而来？
徐皓峰：玩家是个老词儿，清代就有，京津通用，也叫混混儿、嘎杂子等，但后面的话不能当面叫。后来作家王朔改了一个字，变成顽家，改得很好，因为玩家已是新一代，和过去不太一样。
我没遇到过玩家，到我懂事时，这拨儿风已过去。玩家这一页翻得特别快，似乎只有2年时间，以后青年人就下乡了。那时的人真像花草树木，死生特别快，可能一场病，或者喝醉酒。越强横的人，生命越脆弱。再往后，新时代来了，到我成长时，已没人打架，想扬名立万，只能去广州淘货、当“倒爷”。
我对玩家的了解，来自家庭背景。就像《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主人公，我的父亲是军人，我的母亲出自封建官僚破落户，她从小在胡同中长大，一个闺蜜是“奶奶”。今天称居委会工作人员为“大妈”，过去都称“奶奶”。
“奶奶”是尊称，年龄未必大，许多人也就四十来岁。玩家对“奶奶”很服气，他们跟别人犯混，但会听“奶奶”的，因为他们的父辈都很尊重“奶奶”。
从母亲的闺蜜那里，我对玩家有了间接了解。
消灭玩家的，是“倒爷”
北青艺评：玩家真的是一片武林吗？为什么后继乏人？
徐皓峰：其实，武林是刻意制造出来的概念。我二姥爷习武，结果被赶出家门。在过去，大户人家把习武者看成是亡命徒，是社会边缘人物。我二姥爷出身官宦之家，他父亲对他说：练武便落入下九流，今后你的叔叔们、伯伯们都不知该怎么和你说话，等于把他们也拉低了。
民国时，在政府和军队的推动下，习武者成了社会明星，才有了武林——此前没有武林，直到民国后才有。武林是文人想象出来的，目的是满足市民阶层谈奇说怪的趣味。
对我二姥爷这些习武者来说，武林不过是生活的现实，他们有自己的比武、收徒、交往、辞世等方式，是非常现实主义的。
1949年后，大多数玩家消失了，没想到10多年后，街头突然又出现了打架的人，他们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批人。从没人教过他们，他们是凭空出现的，随着新的文化出现，比如香港录像带、吉他等，自然后继乏人。消灭玩家的不是大院子弟，而是“倒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