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皓峰：青春时我对文学有阅读障碍，看不下去经典文学名著和文史哲的书。那时我是一个看议论文的人，鉴赏不了文学。写小说后，更不愿看，怕受别人影响，写不出自己的东西。这些话过去不敢公开讲，太露怯。我对文学的理解，完全是通过写作，逐渐形成感觉。写到了，才看明白：原来作家的得意之笔在这里。此前总是理解偏，看不出别人好在哪。
我的小说是练出来的，不是学出来的。
我当过很长时间的记者，一直用笔记录，不论走到哪，总是带着个本子。我不相信录音笔，一边采访一边记，感觉最准，用录音笔，感觉至少减掉一半。那时一星期会有四五天在外面采访。
不重写，总觉得亏欠了生活本身
北青艺评：您为什么要重写《大日坛城》和《国术馆》呢？
徐皓峰：《大日坛城》是10年前的旧作了，当年之所以要写它，主要有三个因素：其一，吴清源的《自战百局》，虽然讲解的地方不多，却如小说精读，曾引起很大反响；其二，唐朝密宗的《大日经》；其三，宫本武藏的《五轮书》。
当时我想，把围棋盘、曼陀罗和五轮书结合起来，用文学的力量让三者发生关系，这多有意思。那时我还是靠创意来写小说，文学功力太弱。10年后再看，觉得很惭愧，原来那三本书，哪一本我也没看懂。现在觉得懂了，所以我要重写。也许再过10年，我又会感到惭愧，发现我今天的“懂”，不过是瞎蒙。
至于《国术馆》，写于12年前，当时我还是“王小波门下走狗”中的一员，受他影响，在创作中更多关注两点：其一是性，其二是长段子。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时代新风”，但它破坏了小说原有的文本。
12年后，发现写性已成消费，而长段子式的小说比比皆是。
我们这代人的局限性是，崇尚现代主义，却只受过写实主义训练。中年后，再看当年的“时代新风”，发现曾经最时髦的写法并不适合这篇小说。《国术馆》取材于现实，曾进行过大量采访。不重写总觉得亏欠了生活本身，所以这次去掉了那些“时代新风”。
北青艺评：您还是道教研究者，这对您小说创作产生了怎样影响？
徐皓峰：早年只有两本道教专业杂志，即《中国道教》《上海道教》，我在上面都发表过文章。按大学设定的标准，只要在专业杂志上发表3篇以上的论文，就可以算是最低档次的专业研究者了，我恰好凑够了这个数。
这对写小说倒没太大影响，但差点改变了我的生活。上海一家与道教相关的出版社曾找到我，说拍电影没意思，给我们当编辑来吧。这对我确实很有诱惑，我曾非常认真地想，是否接受邀请。
我正式发表过5篇道教论文，但都是杂文化的论文，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
武侠片要生存下去，应该诞生一批大编剧
北青艺评：您写了很多武侠小说，导演了许多武侠电影，但“武侠热”似已消逝，您怎么看？
徐皓峰：武林和武侠文化是臆想出来的、庞大的脉络，上世纪80年代有武侠小说后，存在时间非常短，当时北京街头有好多租武侠小说的摊位，但两年后，这些书就租不出去了。“武侠热”很快被学术热、音乐热、现代美术热等盖过去了。大家把它聊成一个源远流长的脉络，其实它是昙花一现，从来不是一个可延续的主流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