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纵，实际上指的就是“合众弱以攻一强”。战国的中后期，秦国实力优势已经越发明显，别国已经难以单独依靠自身实力来进行抗衡，因而只能依靠以结盟形式联合多国力量来制衡秦国。“合纵”之所以能够形成，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各国已经感受到秦国的权力威胁，而这样的“合纵”在历史上曾发生过五次。
“合纵”政策贯穿于整个战国中后期，并且在时间分布是上也相对集中。前三次时间间隔相对较短，此时秦国的优势并不明显，齐、楚等大国和韩、魏等中等国家以及宋、卫等小国都参与其中。
第三次“合纵”到第四次“合纵”之间经历了四十年的断层，这主要是基于各国间的兼并，另外齐国的强大成为国家间的更多威胁，因而各国将矛头指向齐国，形成“合纵攻齐”的局面，而秦国成为被拉拢的对象。而第四次和第五次“合纵”发生于战国中后期，此时秦国已经形成明显的优势，齐国已经退出制衡的舞台，小国也所剩无几，只剩下实力稍强的燕、赵联合其他三国进行“合纵”。
苏秦作为促成“合纵”重要功臣，曾在为赵王谋划合纵时对整个战国时期各国的实力进行过分析。在他看来，各诸侯在地理面积上大于秦国的五倍，兵力上也优胜于秦国的十倍。通过苏秦的对比可以看出，如果合纵能够达成，则六国的实力是远远甚于秦国，以这样强大的实力来制衡秦国，必然使秦国“不敢出于函谷以害山东矣”。
另外，苏秦还对在“合纵”中可能受到秦国反击构思过应对方法，并且针对不同国家设想出不同的策略。苏秦的策略充分表明倘若六国能够协力配合，以秦国的实力难以招架，并且秦国不论对哪个国家发动反击，都不会成功。如果六国能够合力对抗秦国，完全可以打压秦国势力，将战国的格局重新恢复到原来的均势局面。
除苏秦外，战国时期还有诸多“合纵”家。公孙衍曾在任魏将时，联合齐、燕、赵、中山发起“五国相王”，以借助对别国君主称王的认同来试图结交各国，真正目的则是为了对抗秦国。以此可以看出，在秦国不断强大的过程中，已经有诸多战略家意识到秦国强大带来的威胁，也以自己的行动积极促成“合纵”的形成。
从五次的“合纵”可以看出，尽管各国都参与了联盟，但实际上却在行为表现上却发生偏差，真正实施“合纵”制衡的国家并不是受威胁国家中的大国，而是韩、魏等中等国家。这样必然导致在实力比较上，合纵阵营要明显弱于秦国，联盟的有效性也会大大降低，各国只能坐等秦国实力进一步强大，并最终吞并各国。
战国“合纵”的失败首先缘起于其他国家在面对秦国实力优势时，没有能同心同德、合力制秦；相反，其他国家在面对秦的优势时，有的力图竭力抗衡，有的则试图隔岸观火或试图从中渔利，有的则加入秦国一方以获得奖赏或趁火打劫。
从小国的生存来看，“合纵”成功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土地或劳动人口，但若是失败，那对国家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因此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小国参与制衡的风险要明显大于大国或者中等实力的国家。另外，在战国后期，秦国的权力优势已经无法逾越，各国为了能够获得短暂的安全，只能对“合纵”仅表示形式上的支持。
面对秦国崛起的压力，各国国家感知的程度是不同的。韩、魏作为邻近的中等国家，必然能够较快感受到秦国实力优势和威胁，但自身实力不足才会积极拉拢其他国家形成制衡联盟以抗衡秦国实力增长。但齐国作为大国，距离秦国距离较远，对秦国实力的评估自然存在较大偏差，也就导致齐国的制衡意识要弱于韩、魏等国家。
战国时期，地理环境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突出影响力。秦国在战国初期，因其地处西部，一直都未受到各国重视，即使实力增长也没有立即受到关注。究其原因，就是因距离太远而掩盖了实力的发展，没有让中原六国感知到威胁。
而在“合纵”过程中，地理位置也影响了各国的行为表现。地处东部的齐国虽然参与合纵，但其积极性和投入程度明显较弱，总是擅长于在双方两败俱伤后派重兵介入，以坐收渔翁之利。楚国虽然是秦国的邻国，但秦、楚之间地形复杂，楚国要攻打秦国，必须经过韩国，这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楚国进攻的获利动机。
相比较距离较远的齐国，与秦相邻的三晋在表现上则完全不同。由于地理上的邻近，韩、魏等国一直都饱受秦国的进攻，难以实现国家实力的增长。而两国基于弱小的实力，根本无法制衡秦国权力优势的增长趋势。并且，魏国和韩国在合纵中都出现“连横”现象，也是因为基于邻近秦国的威胁，而被迫为之。
并且从实力增长趋势来看，秦国的实力增长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漫长的发展过程。相比较魏国、楚国和齐国霸主地位带来的威胁，秦国缓慢发展的趋势自然比较容易掩盖其扩张意图和称霸的野心，这也就为其他国判断秦国权力优势增加了困难，使得各国在较长时间里没有足够重视，忙于国内的权力斗争以及与周边国家间的战争。
齐国和燕国就在战国中期陷入长期的战争之中，并导致许多国家陷入其中，这就为秦国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而当“合纵攻齐”结束后，各国才强烈意识到秦国的权力优势已经无法阻挡，因而只能陷入被动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