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腐朽透顶的王朝，面临新兴势力的穷追猛打时，场面会有多么恐怖？看看西晋末年洛阳城被匈奴汉国攻破时的过程，我们就能深刻体会到那种惨烈、绝望与无助。
东汉光武帝刘秀在位期间，西汉时严禁边民内迁的规定被打破；从那时开始，一直到魏晋时期，陆续有大量归附的游牧民族迁入内地。按照部族区分，主要有匈奴、羯、氐、羌以及鲜卑等大的群体。
当时，中原统治者采取上述做法，既是出于加强对少数民族控制的考虑，也有缓解劳动力不足困境的客观需求。
但是，在与汉人杂居、由游牧转向定居的过程中，内迁民族一方面要承担同等的苛捐杂税，另一方面还要遭受“华尊夷卑”观念下的高压歧视政策，按照江统在《徙戎论》中的说法，“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冲入骨髓”，中原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欺辱、盘剥，已经让对方的仇视深入骨髓。
但在悬殊的实力对比下，这些内迁民族并没有反抗之力。东汉时期持续百年的羌人之乱，被汉军采取铁血政策镇压；西晋初期连续爆发了西北鲜卑、氐族、羌人以及匈奴叛乱，均被强大的晋军暴力压制。
暂时的安定，掩盖了现实的深层矛盾。但当时并不缺有识之士，郭钦、江统先后提出了将内迁胡人迁回原籍的建议，但考虑到这一计划带来的巨大代价，统治者没有采纳；然而，他们也没有改变对各族人民的压榨政策（包括汉人），隐藏的危机就这么被置之不理。
而到了司马衷在位期间，从公元290年开始，当初晋武帝司马炎埋下的巨雷开始轮番被点爆。
首先，过度信任外戚带来的弊端开始显现，司马衷的舅舅——杨骏掌权后，肆意专横、刚愎自用，不仅让朝廷内外怨声四起，也给了司马衷的皇后——贾南风以口实；
同时，当初司马炎大肆分封诸侯王，正好成了上述情况进一步恶化的催化剂。贾南风联合握有兵权的楚王司马玮，除掉了杨骏；后来又借刀杀人先后清除了司马玮、汝南王司马亮，掀起了“八王之乱”的序幕。
一直到公元306年东海王司马越攻入洛阳为止，持续十余年的统治者内部的混战才终于落下帷幕，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王族、官员、精兵强将死于非命；加上持续不断的天灾，西晋的社会经济、秩序被严重破坏，在战火与饥饿的威胁下，无数百姓流离失所、饿殍满地。西晋统治集团的掌控力、公信力双双下跌，本已到达临界点的阶级与民族矛盾瞬间爆发。
首先，关中地区的汉、氐等各族流民在进入益州后，在严峻的生存下压力，他们跟随氐族豪杰李特、李雄、李流兄弟揭竿而起，成了首个自立门户的地方政权，但真正给西晋王朝造成致命冲击的，是匈奴贵族刘渊的崛起。
刘渊世代贵族，出自当初被曹操分而治之的五部匈奴。他自幼文武兼修，在作为人质长居洛阳期间，受到了大量朝廷勋贵的青睐。公元279年，他接任了父亲刘豹的匈奴左部帅一职；公元289年，被司马炎任命为北部都尉；公元290年，更是一跃成为匈奴五部大都督，逐渐掌握了匈奴各部。
八王之乱爆发后，成都王司马颖把刘渊当成了自己的得力打手，甚至将其任命为北部单于。不过早已野心勃勃的刘渊，打心眼里瞧不上毫无远见、自相残杀的司马氏家族。公元304年，他趁机自立门户，在左国城（山西内）自称汉王，打着匡扶大汉的旗子，公开起兵反晋。
其后，刘渊击败了西晋东嬴公、并州刺史司马腾，陆续攻占太原、河东等地，并收复了一些鲜卑、氐族、羯族以及汉人武装力量，成了西晋王朝在中原的头号强敌。
接下来，致力于问鼎中原的匈奴汉国，将主攻方向放在了重镇洛阳城身上。公元309年，刘渊两次派兵攻打洛阳，但都被晋军击退。公元310年，刘渊病死后，其子刘和继位；但不久后，刘聪杀掉兄长、夺得皇位。
刘聪即位后三个月，就派刘曜、王弥、石勒等人大举进攻西晋，其中羯族统帅石勒的势头尤其凶猛。为了应对，掌握西晋大权的太傅司马越亲自率领十万大军出征。
但司马越开拔不久，政敌青州都督苟晞就开始向晋怀帝数落他的罪状。公元311年，在进退两难、内外交困之际，司马越忧愤成疾，不久后一命呜呼，十万大军被交给了只会空谈的名士王衍。
王衍等人毫无讨伐石勒的勇气，他们带领大军护送司马越的灵柩返回东海国封地（实际上是逃跑避战）。石勒获悉后，率领数万轻骑兵日夜兼程追赶，在苦县宁平城将晋兵屠戮殆尽：“纵骑围而射之，将士十馀万人相践如山，无一人得免者。”
西晋的最后一支生力军就此灰飞烟灭，匈奴汉国攻打洛阳再也没有阻力。汉国前军大将军呼延晏带领区区2.7万人进攻洛阳，晋军顽强抵抗，但连战连败多达12次，3万多将士阵亡；而西晋地方大员王敦、王澄则坐山观虎斗，丝毫没有勤王之心。
不久后，汉国将领王弥、呼延晏、刘曜三支军队一起攻进洛阳城。前面二位纵兵抢掠，晋宫中的妇女、珍宝全部被抢劫一空；刘曜则抓获了晋怀帝以及一众朝臣，除了要服侍晋怀帝的侍中庾珉、王俊外，其他王公大臣、城中百姓，一共3万多人，全部被刘曜杀害，尸体被运到洛水北岸，筑成京观；其后，刘曜将所有宫殿付之一炬，甚至将西晋皇室的历代陵墓全部发掘、毁坏。后宫的妃子，也都被他掳掠后分给自己以及一众将领，当初晋惠帝的羊皇后则被刘曜本人占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