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7年1月2日，张献忠在与清军的作战之中中箭阵亡，张献忠死后，大西军在孙可望、李定国、艾能奇、刘文秀的带领之下整肃队伍，迅速南撤，先击溃南明总兵曾英的截击，曾英阵亡，又在贵州击溃明朝贵州按察使张耀、布政司参议曾益、都指挥使陈瑞征，诸官兵败而死，沙定洲叛乱之后，大西军迅速入滇，准备拿下云南将其作为主要基地。
大西军平云南之战从1647年的三月底一直持续到1648年八月份，先后攻克收服平彝（今富源县）、交水、曲靖、昆明、临安府（府治在建水县）、昆陽、晋宁、武定州、和曲、禄劝、禄丰县城（一举活捉杨畏知）、永昌府（今云南保山县）、东川府、阿迷、蒙自、沙定洲老寨佴革龙。沙定洲、万氏、汤嘉宾被俘虏到昆明后被凌迟处死，全滇平定。
其实整个平定云南的过程还算是相对和谐，毕竟沙定洲的土司军队只能在云南省内折腾一下，而张献忠军这种崇祯年间就开始和官军相爱相杀的老油子军队一比，简直脆弱到了极点，而西军最初入滇时，自称沐天波妻子娘家之军，前来报仇，这个把戏无疑给大西军减少了进军的阻力，直到大西军逼近昆明，残存的明朝官员们才如梦初醒。
其实一谈到大西军，就不免要谈到李定国这个人物，先不说别处，至少在明粉皇汉这个圈子里，李定国基本上就可以说称得上是神一般的人物了，民族英雄之类的美称就数不胜数了。实际上我一直是反对，完美化历史人物的，因为一旦如此，这个历史人物就只能立在神坛之上，一旦有一天栽下神坛，那就永远都回不来了，因为他就会成为众人唾弃的对象，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我们一定要做到三个字儿，那就是“不隐恶”，我希望这一点能够成为明粉皇汉们的共识。
其实按照《明末滇南纪略》（作者不详）的记载来看，大西军在进入云南的过程中，至少爆发了三次屠城，一灭郝思孝屠交水“城内叠尸四五层”；二屠晋宁州；三屠临安（集中屠杀精壮男子，李定国和刘文秀参与）此外，在攻打曲靖的时候，玩了一出砍人手的把戏（西军传统技能？）但是我看这本书的前言（现代人批注的前言）很清楚的点明了此书对于西军在云南的一些极端统治手段是有一定的夸大的，同时，此书对农民起义军是没有同情的。
此外，对这些屠杀行径其他史料中也有记载“顺治四年四月，流寇孙可望等入滇，李定国追沙定洲至晋宁，秋毫无犯，百姓具牛酒犒军，定国大喜，信宿乃去。去后驿使往来有婪索者，邑举人段伯美率众杀之，又割其从者耳鼻纵之去。定国方攻临安，闻之大怒，撤兵回，遂屠州城。拘男妇于营门，令各出其手以待截，按男左女右；有误出者，并两手截之，惨不可言。既而定国亦以太甚，命开东、西二门，自东门出者生，自西城出者杀之。署知州冷陽春及伯美俱遇害。”（值得注意的是，这段史料也说在晋宁反叛之前，李定国军是“秋毫无犯”）。
出了一些有规模的屠城之外，大西军最初进入云南的时候的政策也颇为极端：过晚不许点火，犯者斩首；一生员没有戴头巾，也被斩首；四处打粮，百姓牲畜皆被抢走；抢走寡妇，令其重新婚配；派人盯着每家每户...... 其实很明显，这些行为都为了四个字“巩固统治”，但是这些极端行为毫无疑问会在云南人民之中造成恐慌。
其实为什么会写这么一篇文章，早在七月份的时候，有个冷兵器吧的家伙和大战吧的吧友因为李定国是否屠城的事情和大战吧吧友吵起来了，那个冷吧的家伙说什么“李定国的罪孽不下李成栋”。
其实在网络历史圈混了这么久，有些人的思维我也摸清楚了，那就是一提清军屠杀，就要来一个围明救清“宁大明国也屠百姓，凭什么揪着大清国不放？”还有人呢，就是思维比较活跃，为了显示和中国几千年的社会主流思想不同，一定要在那些被万人称颂的家伙脸上，踩上几脚，但是如果你敢踩他的“精神榜样”，比如，有人说“丰臣秀吉是个疯狂无比的人渣”或者说“十字军是疯狂的嗜血杀人狂魔”肯定立刻就跳起来。
你把这两个人（李成栋和李定国）比在一起，我说的难听一点，那就是再把大家当傻子耍，李成栋那是什么人？嘉定三屠的罪魁祸首，就是悔罪反正之后那也是个地道的南明军阀，手下的军纪就不用多说了。而以李定国孙可望为代表的大西军势力的面貌是什么样的？
还是从明末滇南纪略说起，擒杀沙定洲之后，大西军那是什么样的？全滇基本稳定下来之后“重廉吏，除贪酷”诛杀贪婪的姚安知府谢仪，直接把他在官署门前斩首，从此之后，整个云南没有官吏敢公然行贿（提神醒脑）；“（西军）发兵征剿，鸡犬不惊，所过大路，百姓卖酒肉不断”；士兵误伤两岁小孩致死，先是被杖责，然后又被抓回斩首...... 前面说了这本书的作者对于农民起义军，是有一定的敌视态度的，但就是这样，他还是说大西军入滇是滇民“不幸之中的万幸”，到了清军入滇的前夕，云南百姓居然还能在过年的时候放鞭炮！这可是乱世，比五代十国南北朝还要血腥的乱世，至于为啥说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你们自己就去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