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玛丽·比尔德著《古罗马的笑：演说家、弄臣和猴子》， 王迪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8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小标题和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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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亚里士多德本人与笑有关的论点数不胜数，所以并不一定都是彼此一致的。6世纪时，有人为波斐利（Porphyry）的一本哲学书《导论》（The Introduction）作了一篇注解，其中甚至声称亚里士多德在《动物志》（History of Animals）中提出人并不是唯一一种会笑的动物：鹭也会笑。不管这话真假与否（目前幸存的亚氏文本中并没有找到关于鹭也会笑的记载），亚里士多德的确从多个不同的角度审视了这个问题，但他的观点不能被精简或升华为一套“笑的古典理论”。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就笑这一话题而言，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各种学说与后来罗马人的论著之间的关系几乎比人们预想的还要疏松。罗马的理论家们并没有把亚里士多德说过的话奉为金科玉律，也没有把亚里士多德的亲密追随者的作品当作不刊之论。这么一来，我们遭受的损失就远远不止《诗学》第二卷的失传了。在逍遥学派弟子的论著中，几乎所有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到2世纪的关键作品都没能保存下来，只留下了只言片语和一些有争议的标题。因此，我们便无从证明它们并不是罗马文本中的某个观点的滥觞。不过种种迹象均表明，在探讨早先希腊哲思的论著中，罗马人加入了不少自己的想法——不单单是笑的话题，其他领域也同样如此。甚至，笑是人的一种属性的说法也很可能是罗马的文人们创造出来的，只是因为亚里士多德几近于信口说了句“人是唯一会笑的动物”（撇开鹭的事情不谈）。不管怎么说，我们总能在罗马帝国时期的文人论著中看到这一理论，而它在更早的幸存文献中却从未出现过。
比如，波斐利曾在3世纪用希腊文写道：“即使一个人并不总是在笑，人们也会说他在笑——不是说他一直在笑，而是指他本质上是会笑的。这是他固有的性质，就像马会嘶鸣一样。而且他们认为这些都是严格意义上的属性，因为它们是可以转化的：如果这是一匹马，那它一定会嘶鸣；如果这个东西会嘶鸣，那它一定是一匹马。”波斐利的意思其实是：如果是人，就一定会笑；如果会笑，就一定是人。出于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这在早期基督教神学的争议中演变出了一大堆观点：如果人们知道耶稣会笑的话，这将对如何界定他的身份（神或是人）产生重大影响。事实上，在埃科的《玫瑰的名字》一书中，修道士们因为这一问题产生了分歧而争吵不休：耶稣到底会不会笑？
从更笼统的角度来说，罗马人对笑的探讨与现存文献中的亚氏理论很少有完全一致的地方。比如毋庸置疑的是，普林尼关于挠痒的观点从广义上来说是与亚里士多德一脉相承的，因为他也将重点放在膈在人发笑时的作用。但同样让人无法辩驳的是，普林尼的说法与《论动物部分》中对挠痒的描述大相径庭：普林尼认为人发笑的原因是膈受到了直接刺激，而亚里士多德则提出其实是这种刺激产生的热量让人发笑的。此外，关于婴儿的第一次笑，普林尼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也不尽相同（普林尼认为婴儿直到四十天大时才会笑，而亚里士多德则相信婴儿在睡着时会出现笑和哭的反应），而且琐罗亚斯德的故事也一定是普林尼从别处听来的，因为这个传说也出现在伊朗的文献中。如果非要说普林尼的所有衍生观点都来自亚里士多德的某位逍遥学派弟子，这也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想法罢了。
西塞罗在对话体著作《论演说家》中对笑的见解也如出一辙。文中有一些观点几乎可以肯定是沿袭了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比如，亚里士多德也曾指出“乖讹”是让人发笑的一个原因）。但近来对这本书的研究发现，其中没有多少观点取自法勒鲁姆的德米特里（及其十分神秘、现在可能已经失传的论著《论可笑》［On the Laughable］），而滥觞于罗马的元素、话题和理论却比人们预想的要多很多。事实上，西塞罗在书中探讨了几组概念的区别，其中“贯穿始终的幽默”（cavillatio）和“个别的诙谐之言”（dicacitas）之间的区别构成了全书的论述体系，但这一点似乎与我们能找到（或者能复原出）的早期希腊的相关文献并无关系：就像伊莱恩·范瑟姆（Elaine Fantham）说的那样，这只是“老式的罗马词汇”造就了“它们在罗马语中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