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末期，王室衰微，神州大地烽烟四起，各个诸侯国都在想方设法壮大自己的实力，于是在从分裂到大一统的历程中，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良臣名将，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将那个时代点缀得绚烂多彩。
在秦国逐渐崛起的道路上，战略家司马错就是一块坚实的铺路石，灭亡蜀国、伐魏攻楚，无论是文韬还是武略，他均有所建树。纵横捭阖
早年的司马错，拜在纵横家门下学习，培养出了不俗的辩论功力。在历史上，他与当时的秦国丞相、著名的纵横家张仪有过一场精彩的辩论。
秦惠文王时期，秦国的国力并不如后来那样强大，西有蛮夷侵扰，东有列强虎视眈眈，可谓是在夹缝中求生存。
秦国西南部有巴国、蜀国、楚国三个国家，形成了三国鼎立、互相牵制的局面。
原本这三国之间的明争暗斗与秦国无关，只是有一年，巴蜀两国交战，巴国败退，蜀国又借机想要灭掉一个名为苴国的小国。
苴侯无奈逃往巴国，巴国国君不得已向秦惠文王求助，而蜀国国君此时却也派人向秦国求助，想要一举吞并巴国。
巴蜀之地，对于当时的秦、楚两国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战略意义。若楚国得到了它，秦国就会陷入楚国的包围之中，再难挥师东进，逐鹿中原；相反，若秦国得到巴蜀，楚国的都城郢都就完全暴露在秦国的势力范围中。
秦惠文王做梦都想得到这块地方，无奈蜀道过于艰险。千年之后李太白有诗曰：“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唐代仍如此，更何况更为落后的战国时代。
但不巧，秦国的老对头韩国此时也来寻仇，秦惠文王一下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边是梦寐以求的战略要地，另一边又涉及国家的尊严，实在难以抉择。
朝堂之上，大臣们也争论不休，两方相持不下，秦惠文王干脆让主张攻韩的丞相张仪与主张攻打巴蜀的司马错在朝堂上展开了一场辩论，以便尽快作出决定。
张仪认为，此次若先与楚、魏两国交好，再攻打韩国，就能出其不意逼近周王室的都城，到时就能够逼迫周王交出传国的天子九鼎，进而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从此成就一番霸业。
巴蜀两国只不过是尚未开化的蛮夷小国，即使攻下也不能彰显秦国兵力，不足以兴师动众。
而司马错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贸然进攻韩国会引起中原各国的不满，更会引起周王室的反感。
倘若周王先一步与齐、楚、赵、魏等国交好，割让土地，交出九鼎，那么秦国不会得到任何好处，还会落下不仁不义的恶名。
相反，出兵巴蜀不需要过多的兵力就能轻松拿下，不仅不会引人注目，招来恶名，还可以利用巴蜀之地的富庶增强秦国的实力，为以后的壮大做铺垫，可谓是一举多得。
聪敏的秦惠文王立刻明白，攻打巴蜀才是自己的上佳选择。同年十月，司马错奉命出征，率军消灭了蜀国，巴、苴两国还未来得及庆祝，也被司马错一并消灭。
此后，巴蜀两次叛乱，都被司马错平定，秦国的领土扩大了将近一半，人口、赋税同样增加不少，国力更加强大，有了更加雄厚的实力能够支持将来的进一步崛起。
承前启后
提起秦昭襄王时期的名将，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有“杀神”之称的白起，但很少有人知道，如果没有司马错的积累，也许秦国的实力并不足以支撑白起那样一往无前、不顾一切的精进。
作为司马迁的八世祖，司马错在《史记》中却没能拥有自己的列传，但尽管如此，从有限的笔墨中也能让我们看到这位老将超人的风范。
公元前295年，司马错担任秦国国尉，率军攻取魏国襄城（今河南省襄城县）。
公元前291年，司马错担任左更，率军攻占了魏国轵邑（今河南济原南）和韩国邓城（今河南孟县西）。
公元前280年，司马错率军由陇西南下，经过蜀地东进，攻取楚国黔中郡（郡治不详）。
秦国的军队，向来有“虎狼之师”的称谓，但在上下一片杀伐之气中，司马错却显得沉稳自如，他没有后来的白起、王翦、王贲那样的冲劲，而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演绎出了战争的艺术。
我们甚至可以作出这样一个类比：
白起、王翦、王贲行军作战，一鼓作气，势如破竹，恰好是秦国国力在一代又一代的积累、沉淀之后的喷薄；而司马错稳健的风格，就是秦国积累、沉淀的过程中最好的体现。
就像秦国从荒野小国一步一步成长，最终才积蓄出吞灭六国的强大力量。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说的就是如此。善始善终
对于这位智慧和勇气并存的名臣，史书的记载少之又少，几场大战结束，司马错就这样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我们甚至无法得知他确切的生卒年，更不知道他从何而来，又往何处去。
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必然是得到了满意的归宿。《史记》中铺张笔墨描写的，往往是悲剧的结局，譬如白起、譬如李牧、蒙恬再到后来的项羽。
英雄的悲剧通常能激起读者无限的遐思和无穷的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