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苦心经营大明十七年，江山沦丧，遂死社稷，御衣前书：朕自登极十七年，内地三陷，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故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成为大明铁骨铮铮的真实写照。
靖难之役后的第十九年，朱棣正式迁都北京。朱棣为何要迁都呢？得国不正，名不正言不顺，反对势力蠢蠢欲动。面对这种情况，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迁都，把都城迁到自己经营多年的势力范围之内，同时切断反对势力与南京地方士绅集团的联系。这才是朱棣迁都的真正用意。
定都北京，称不上是“天子守国门”。朱元璋八次北伐、朱棣五征蒙古，明朝的北疆已经越过长城，直达漠北，北方有奴儿干都司、朵颜三卫、蓟辽军镇为屏障，北京远远算不上国门，只是后来国土沦丧，北京才成为国门的。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俘，瓦剌大军兵临城下，多亏于谦力守才得以保全。崇祯年间，皇太极大军破关而入，兵峰直指苏北，掳掠一番后扬长而去。所谓天子守国门，又守的是什么？
国门守不住，不得不加饷营建辽东，百姓深受其苦，崇祯帝“再苦吾民一年”，结果百姓苦了一年又一年。终于，农民疾呼“逾期坐而死，不如盗而亡”，宜川王佐挂、安塞高迎祥、洛川王存孟、延川王和尚纷纷揭竿而起，川陕鄂豫大乱。李自成百万大军进逼京师，崇祯面临无人可用、无兵可调的窘迫处境。
京师面临威胁，应对之法不外“战、守、迁”三种。上策自然是主动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再不济也应固收京师，以待勤王，下下策才是迁都。而此时，崇祯最正确的选择应该是迁都南京，东山再起。事实上他也这么做了。然而，他好面子的毛病又犯了，丧师失地的罪名需要有人来背锅。大臣们看出了他的小算盘，提出让太子南迁的方案。崇祯一气之下，撂下一句“君王死社稷，朕将安往”的气话，南迁就此搁置。
北京城破，崇祯在杀死所有妻妾，众叛亲离，突围无望，绝望之下自缢于煤山。崇祯死后，他的三个儿子相继被抓，弘光、绍武、永历三个南明小政权陷入内讧，失去了最后一次复盘的机会。
有时候，一死了之并不难，勇敢活着承担责任并解决问题才是最难的。被自己的臣民逼得走投无路，无奈之下杀妻自缢，反倒成了道德典范。照这么说，纣王自焚于鹿台、隋炀帝在江都被杀，也能称得上是“君王死社稷”了。所谓“君王死社稷”，不过是一个自私又无能的君王在临死之前给自己脸上贴金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