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将沉重的徭役负担强加在民众身上
名目繁多的征税名目，令广大北宋农民始终都难以接受，他们每年能够通过农业生产创造的经济，除了在的官方赋税盘剥之下，还要受到地方贪官的剥削，以及封建大地主的抢夺。
这使得他们辛苦一年，能够做到养家糊口就十分不错了，因此很难再像那些工商业主那样，有资本、有条件追求更好的生活。
北宋政府还出台了一项和买政策，这是一条类似于调控市场物价的方式，其实早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北宋政府经常将布帛、粮食作为和买的范围产品，按照当地生产的数量多少，以不同的价格购进，作为以后市场调控的基础。
生产数量多的，政府就低价收购，而生产数量低的，政府就高价收购。但是这种和买方式很快就变成了明目张胆的抢劫，大部分的官府都通过直接的"百取"，将这些布帛、粮食私吞，严重侵犯了广大民众的经济利益。
在百姓经济压力不断加大之时，北宋政府还强加给了他们沉重的徭役负担。按照当时户等的划分，一般的主户只需要到条件较好的官府去服差役，但是也是比较沉重的。
还有一种更加沉重的劳役叫做杂徭，这些都是沉重的体力活，政府通常将这些杂徭交给广大的贫苦农民来做。
地主与形势户将沉重徭役负担转移给贫苦民众
在北宋的农村户等的划分上，其实是有着非常显著的等级区分的，比如农村主户一般包含了五等种类，我们称之为"五等版籍"。
地主和中小地主实际上占据了农村主户中的统治地位，他们经常成为第五等户，也就是自耕、半自耕农的剥削者和压迫者。
由于主户中的大、中、小地主都有着一定的经济实力，同时兼具一定的背景实力，以此他们在农村来说，是具有特权的一个群体。
比如在北宋政府进行劳役安排之时，原本农村的所有等级主户都是由义务去执行的。但是这些地主为了能够逃避劳役，便通过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特权进行转移自己的劳役。
他们拥有大量的田产、房产，同时还有一定数量的佃户，因此他们一直都是北宋政府的重点劳役对象。
为了能够逃避劳役，这些地主和形势户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将自己名下的田产、佃户全部分散成了多个户头，由某个人成为名义上的户主，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诡名子户"。
同样的道理，他们将自己的土地假装贡献给了当时寺庙、道观，称之为"诡名寄产"。
同时还有"诡名挟佃"，通过这种虚伪的、不法的方式，将自己的资产进行分割，而地主和形势户们则成为其中的某个劳动者，实际上他们才是真正的户主。
就这样，他们便能够逃脱劳役的范围，将沉重的劳役负担转嫁给了贫苦的百姓。
徭役和赋税成为北宋百姓的两座大山
北宋作为一个工商业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整个封建体制在如此新型且充满活力的经济模式的推动下，也出现了非常显著的变革。
也正因如此，特别是经济和政治上的重要变化，使得北宋被认为是中国封建历史时期，一个全新阶段的开创者。
在工商业经济以及商业城市不断发展之时，北宋的农业却呈现出了截然相反的发展局面。
尽管农业经济在北宋时期的国民经济比例当中依然十分重要，但是与前朝农业经济的重要性和比例相比，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衰落。
尽管这并不能说明农业经济发展的猛烈衰退，但是却从侧面展现出了工商业经济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作为依然是以封建小农经济为根本经济基础的北宋王朝，对于农民进行全面控制，稳定农业社会阶层的统治秩序，依然是北宋中央统治集团的主要目的。
而北宋政府的主要统治方式就是通过赋税的增加，加强对于百姓的经济剥削，而广大百姓在不断遭受中央政府的剥削之时，同样也要受到本地官员、封建主的欺压和凌辱。
这对于广大农村百姓来说实际上是非常艰苦的，他们一方面要进行高强度的农业体力劳动，同时还要将每年的农业收成大部分上缴，只能够留给自己少量的东西。
一旦发生灾荒，北宋的农村社会的受灾率是非常高的，再加上封建政府强制的高强度劳役，使得大量的封建地主，将这种劳役强制转移给了广大农民，这使得北宋时期农业民众生活愈发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