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昇昌票号的门口，悬挂着一幅“汇通天下”的大匾，相传该匾是由清代道光皇帝的御笔所书，不过对于这一说法，史学界素来争议颇多。“汇通天下”是否出于道光皇帝之手？后世史学家又会提出怎样的证据？如果您想知道，就让小编来为您揭秘：
日昇昌票号，是中国第一家票号，创建于公元1824年，此时属于清代道光皇帝统治期间。作为中国最早期的金融机构，日昇昌票号自创建之初，便成为了全国最负盛名的票号。日昇昌不仅在全国30多个城市设立分号，而且在欧美、东南亚等地区，也成立了相应的金融机构。
日昇昌票号辉煌之时，被称作是“一张汇票走天下”，即顾客可以怀揣一张日昇昌汇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货币的存储与兑换业务。日昇昌票号的出现，不仅为当时的工商业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同时掀开了中国近代金融史最光辉的一页。
如今的日昇昌票号旧址，已经被改造成中国票号博物馆，位于山西省平遥县西大街附近。中国票号博物馆占地面积巨大，以陈列日昇昌票号文物的形式，展现其当年光辉的金融发展史。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昇昌票号正门之上，悬挂着一幅蓝底金字的牌匾，牌匾上赫然写着“汇通天下”四个大字，诠释了日昇昌早期的规模与荣耀。据民间所传，“汇通天下”四个字，其实是道光皇帝亲笔所书，而皇帝之所以会为日昇昌题字，还与一个故事有关。
1840年6月，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鸦片战争历时两年之久，最终以清朝的惨败而告终。战争之后，双方签下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也被称为《万年条约》，在条约中共有13款规定，其中两项规定便是清政府向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清政府统治后期，国库已经处于空虚状态，对于巨额赔款的支付，完全需要各省所缴纳的税款加以填充。可是一个问题接踵而至，各省被摊派的收税任务，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被运送至上海（民间传言是英国人规定的赔款缴款地），清廷高层顿感“心有余而力不足”。
此事一度传到日昇昌掌柜雷履泰的耳中，雷履泰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宣传票号的机会，于是他赶紧联系朝廷大员，表明日昇昌票号愿意担负此次资金流转的任务。道光皇帝与诸位大臣正急得团团转，见日昇昌票号主动请缨，便顺水推舟将此事托付给雷履泰承办。日昇昌票号通过各分号的运作，很顺利地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受到了京城皇帝与高官们的赞赏。借此机会，雷履泰更进一步，借助朝廷大员，请求道光皇帝能够为票号御笔赐字，最终皇帝写下“汇通天下”四字，以示对日昇昌票号的褒奖与肯定。
我们必须承认，在封建社会时代，皇帝的御笔赐字，绝对具有轰动的广告效应，这也是在金融机构林立的状态下，日昇昌票号能够一枝独秀的重要原因。不过，后世学者却对此传闻有些质疑，甚至认为此事完全是一种杜撰。他们都认为，在封建时期等级观念的影响下，商人的地位极低，甚至远不如农民，因此皇帝不可能自降身份，为商人牟利推波助澜。
不仅如此，历史专家们还提到，传说中所提到的《南京条约》缴款地点，其实不应该是上海。上海虽然是条约中五处通商口岸之一，但是在当时，上海还未能成为当时的国际贸易中心，二者之间存在着时间上的颠倒问题。更重要的是，日昇昌票号在上海成立分号的时间，大概在1872年左右，而《南京条约》的签订时间则是1843年，二者之间前后相差近30年之久。综上来看，道光皇帝撰写日昇昌票号“汇通天下”牌匾一事，应系子虚乌有。
以上两种理由的出现，几乎可以对此事进行最后定论，不过，认真负责的历史学者们，又找到了第三个否定的理由，这一理由的来源便是“核对笔迹”。历代皇帝都曾或多或少地留下过墨宝，道光皇帝同样也不例外，按照这一思路，我们完全可以在道光皇帝所留下的书法作品之中，找到一些与“汇通天下”四字相同的字迹，进行相互对比。
公元1830年8月，道光皇帝去盛京祭祖，曾路过今辽宁省锦州市北镇地区，并在祭祀北镇庙时，作《北镇医巫闾山诗》题刻。诗曰：“作镇开鸿业，皇朝仰肇湮。 衔诚钦列圣，锡福遍齐民。 受命纪辛已，随銮怆戊寅。 巍乎锺王气，宝祚自天申。”。从碑文显示来看，诗中的“天”字，相比于“汇通天下”的“天”字，字体显得更加清秀而浑瘦，看得出二者应该不是同一人手笔。
道光皇帝还有一幅名为《黑龙潭祈雨诗》的书法作品，其内曰：“雩祭已逾旬，朝朝望泽频。龙潭吁昭格，神宇敬躬亲。连亩禾生侯，盈畴麦秀辰。恐成风旱象，亟叩上天仁。敬诣：黑龙潭龙神祠祈雨。道光甲申孟夏之月下澣，御笔。”。文中同时出现了“天”与“下”二字，而此两字对比“汇通天下”的字迹，也迥然不同，由此再一次确定，日昇昌“汇通天下”牌匾，估计也不是道光皇帝亲笔手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