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塾乃我国古代家庭、宗教或者教师个人所设立的教学场所。它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对于传播祖国文化，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启蒙儿童，使学童在读书识理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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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塾的学生多六岁启蒙。学生入学不必经过入学考试，一般只需征得先生同意，并在孔老夫子的牌位或圣像前恭立，向孔老夫子和先生各磕一个头或作一个揖后，即可取得入学的资格。私塾规模一般不大，收学生多者二十余人，少者数人。私塾对学生的入学年龄、学习内容及教学水平等，均无统一的要求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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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私塾的教材而言，有我国古代通行的蒙养教本“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以及《女儿经》《教儿经》《童蒙须知》等等，学生进一步则读四书五经、《古文观止》等。其教学内容以识字习字为主，还十分重视学诗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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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塾的教学时数，一般因人因时而灵活掌握，可分为两类：“短学”与“长学”。教学时间短的称为“短学”，一般是一至三个月不等，家长对这种私塾要求不高，只求学生日后能识些字、能记账、能写对联即可。而“长学”每年农历正月半开馆，到冬月才散馆，其“长”的含义，一是指私塾的先生有名望，其教龄也长，二是指学生学习的时间长，学习的内容也多。铸铜人物雕塑 清代教书先生教学雕塑 古代教学雕塑 铜雕塑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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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私塾的教学原则和方法，在蒙养教育阶段，十分注重蒙童的教养教育，强调蒙童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生活习惯。如对蒙童的行为礼节，像着衣、叉手、作揖、行路、视听等都有严格的具体规定，为我国教育的传统。在教学方法上，先生完全采用注入式。讲课时，先生正襟危坐，学生依次把书放在先生的桌上，然后侍立一旁，恭听先生圈点口哼，讲毕，命学生复述。其后学生回到自己座位上去朗读。凡先生规定朗读之书，学生须一律背诵。另外，私塾中体罚盛行，遇上粗心或调皮的学生，先生经常揪学生的脸皮和耳朵、打手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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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塾先生
古代中国，儿童启蒙阶段的教育多由遍及民间的私塾来承担。私塾的教师即塾师，俗称私塾先生或先生。担任私塾先生的主要是科举落第的秀才，其次是未中秀才的童生（儒童），此外，还有少量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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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塾先生的从教模式主要分两种情况：一是自己开办私塾施教，二是被延请施教。塾师自己开办的私塾世称“门馆”或“家塾”，即塾师在自己家里或借祠堂、庙宇，或租借他人房屋设馆招收附近学童就读。延请塾师任教的私塾又分三种情况：一是“坐馆”、“教馆”，即富贵人家独自一家聘请教师在家设馆，专教自家子弟及亲友子弟。二是“村塾”、“族塾”，即由一村或一族延师择址建馆课其子弟，有的是一村或邻村自愿结合，推举有名望、热心教育的地方绅士为学董，按田亩摊派费用，聘用塾师，择址设馆，教育子弟。三是“社学”、“义塾”或 “义学”，即由私人或私人团体创办并主持、经营和管理的私塾延请塾师教育当地百姓子女。古代中国私人所办“义塾”最典型最感人的例子就是清末聊城人武训通过行乞所办私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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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私塾先生在儿童启蒙教育及以后的人生履历中所起的作用，古人是非常看重的。一般平民家中往往用红纸写上“天地君亲师”五个大字供在正屋中，在意寓子女学有所成、家族诗书继世的同时，也表达出对“师”即他们心目中私塾先生的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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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谢肇淛在其《五杂组》中曰：“训蒙受业之师，真师也，其恩深，其义重，在三之制与君父等。”但就总体而言，塾师的社会地位是相当低的，明清时期更是如此。戴名世曾说:“师道在今日贱甚，而束脩之入仍不足以供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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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板桥在其《教馆诗》中写道：“教馆本来是下流，傍人门户度春秋。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课少父兄嫌懒惰，功多子弟结冤仇。”可谓将当时私塾先生的生活状况及社会地位描述得淋漓尽致。当然，由于学识、人格修养等的不同，私塾先生个体的社会声望也存在很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