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改朝换代这一节点上的亡国之君，往往都是比较可怜的。他们或不是导致王朝覆灭的无道昏君，偏偏因为时运不济为祖先的弊政买单，成了背黑锅的不肖子孙。
崇祯皇帝，大明亡国之君，说起他的人生可谓是相当不幸。
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朱由检虽不是什么有为之君，但他却也不是一个无道昏君。若不是被党争和内忧外患逼得神经质，崇祯倒也算是个励精图治的勤快皇帝。放在和平年景，以崇祯的能力来说守成绝非难事。遗憾的是，命运给了他一个行将就木的王朝，以他的能力根本无法拯救大厦于将倾。许多历史爱好者都说崇祯是最不该亡国的亡国之君，这种说法也是有一定依据的。
中原王朝，一直是以“父死子继”的原则进行传位。在崇祯以前，坐在龙椅上的是他的兄长朱由校，按照既定的原则崇祯并无资格上位。不过，朱由校直到去世，都没能留下子嗣，皇位无法遵循父死子继的原则传续，只能以“兄终弟及”之原则传给朱由检。正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朱由检这新皇帝登基，自然也要搞出些大动静。
朱由检刚刚上位，便杀掉了魏忠贤，肃清阉党，将皇权牢牢地控制在手中。朱由检的行事作风，与后世的雍正颇为类似。不过，朱由检没有雍正那么强的政治手腕，所以即便他有心将国家导向正轨，亦没有力量改变现状。在崇祯一朝，我们会发现这样的现象。一旦国家出现某种不利情况，朱由检往往会站出来写“罪己诏”，主动承担错误。
古代喜欢写罪己诏的皇帝不多，将黑锅主动背起来的皇帝更是少之又少。朱由检以李世民等明君为榜样，想要成为一个被刻在丰碑上的有为之君。
不过，崇祯的缺点也是非常明显的，他生性多疑，手下的文武群臣均对此噤若寒蝉。
结合朱由检的童年生活来看，多疑的性格正是生长环境决定的。崇祯的母亲刘氏虽贵为皇后，但她的地位是在死后被当了皇帝的朱由检追封的。在刘氏生前，只是光宗身边的“淑女”罢了，从地位上来看属最下等的嫔妃。因为母亲的身份不高，所以朱由检幼年不受父亲待见。在崇祯四岁那年，他的母亲因得罪了明光宗遭遇杀身之祸，在其死后崇祯便被送到其他宫苑中寄养。
收养了朱由检的西李对他不错，可在西李生了女儿后，便没时间照料朱由检了，只能将他送往东李处。朱由检毕竟是其他宫妃所生的孩子，所以东李对他的态度颇为不耐烦。寄人篱下的朱由检，每天都要看人脸色过活。时间一长，朱由检的性格难免变得谨慎多疑、小心翼翼。
在朱由检登基后，他身边的政治环境相当复杂。
东林党争刚刚度过白热化阶段，朱由检能相信的只有魏忠贤垮台后散乱的阉党。由于，朱由检对群臣大加猜忌，使官僚阶层逐渐失去了对皇帝的向心力。为了制服文武百官，崇祯只能杀鸡儆猴，没想到却引发恶性循环，使得大明君臣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学者们对崇祯所言的“大臣误国”一事众说纷纭，笔者认为：虽然朱由检算不上有为之君，但崇祯朝的官僚阶层实已自私到了极点，若他们肯为江山社稷出资出力，恐怕大明绝不会在崇祯朝亡国，所以，“大臣误国”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国家面临危亡之际，兵部需要大笔银两采办军备、招募新兵，由于连年的灾荒，国库已拿不出银两。负责管理国库的赵士锦，在户部银库交接给闯军时做出了统计：“新库中止二千三百余金。老库中止贮籍没史家资，金带犀杯衣服之类，只千余金；沅为予言，此项已准作巩驸马家公主造坟之用，待他具领状来，即应发去。外只有锦衣卫解来加纳校尉银六百两，宝元局易钱银三百两，贮书办处，为守城之用。”
很难想象，一个国家的国库竟穷的只剩几千两黄金了。
于是，走投无路的崇祯，只能向大臣和豪绅伸手要钱，号召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当崇祯颁布了捐款的诏书后，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大爷来到户部门前，捐出了一辈子的家当——四百两纹银。相比于这个拿出全部家当资助国家发展的老爷子来说，作为栋梁的京官们的表现差强人意。
宦官里最有钱的王之心，不过捐了一万两；内阁首辅魏藻德，仅拿了五百两。崇祯在颁布诏书时，明言“以三万为上等”，可满朝文武的捐款竟无一人能够得上“上等”这一标准，出资最多的不过两万两，绝大多数官员只是拿出几百两“意思意思”，甚至，有官员仅出几十两应付了事。
眼看凑出来的钱还不足以武装一支军队，崇祯火上眉梢。思来想去，满朝文武中最有钱的莫过于老丈人周奎。于是朱由检低三下四地找上岳父，希望周奎能出笔银子应应急。朱由检倒也聪明，并未直接张嘴提钱，而是在上门后先给周奎封了侯，随后才希望岳父拿出十万两银子帮国家度过危机。
可笑的是，家财万贯的周奎装出一副苦大仇深的嘴脸，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地说道：“老臣安得多金？”老家伙说自己家里只剩下烂得发霉的陈米，清廉得家徒四壁。最后，周奎极不情愿地拿出了一万两银子，连哄带骗地送走了崇祯。
朱由检原打算让老丈人周奎做个榜样，第二天便向周奎提出让他再多掏一万两。周奎一分钱都不想多拿，干脆入宫找上自己的女儿周皇后。周皇后希望父亲能深明大义，为文武百官起到模范作用，所以，便自掏腰包，拿了五千两银子资助父亲。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周奎拿了女儿五千两后，仅捐给崇祯三千两，其余的两千两均扣了下来。
崇祯皇帝拉下老脸，仅从大臣们手中榨出二十万两银子。无奈之下，崇祯只好让地方官推举州县里的豪绅，让他们出钱帮助国家。耐人寻味的是，仅有浙江和南直隶有两名豪绅愿意捐款，“余省未及举也”。这种情况，让朱由检彻底绝望了。他知道上至文武百官，下至地方豪绅，这群人背地里做了不少贪污受贿搜刮民脂民膏的勾当，但他们就是不愿意为国家慷慨解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