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当程度上茶馆即意味着“公共论坛”，茶馆聊天经常反映了“公论”。所以时人评论道：
民众真正意识，往往于茶馆中尽情发抒，盖吾人于茶余酒后，纵论古今，月旦人物，是非政法，表彰公道，善者则称颂不置，黠者则贬斥有加，里正乡绅，俱惧流言而不敢肆意恣行，恒恃此清议，以觇人心之向背，村夫愚妇，畏人指责，而不敢犯法为非，亦藉兹谠论，以维风俗于不坠，是无形之制裁，潜移默化，其功用足以补助法制者不少，苟能利用得当，则于茶馆中亦可收赏善罪〔罚〕恶之功效也。
这段议论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茶馆议论实际上起着“舆论监督”的作用。过去精英和国家总是批评茶馆是一个散布流言蜚语的地方，但该文作者反其道而行之，做了一个相反的解读。对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来说，茶馆里无遮拦、无控制的议论，按那些不喜欢茶馆议论的人来说可能是“流言”，能使他们“不敢肆意恣行”。茶馆议论对一般人也有一定警示作用，因为害怕邻里在茶馆议论， 所以也要尽量约束自己的不端行为。
在茶馆，人们谈论各种问题，从日常生活到政治外交，其内容涉及社会状况、习惯及文化。一名记者记录了一段城市人和乡下人的对话：
记者昨到花会某茶园，闻二人谈论。
甲曰：“乡间的人不敢穿好衣服，夜晚则穿起睡。”
乙曰：“省城的人衣服极力求好，夜晚脱完盖起铺盖睡。”
甲曰：“乡间人怕匪人抱童子，背起娃娃不敢睡。”
乙曰：“省中一点不害怕，放着娃娃，抱倒太太睡。”
甲曰：“乡人听着枪声，一晚到亮不敢睡。”
乙曰：“省中人晓得墙垣筑得高，是啥都不怕，睡到十二点钟才起来开早饭。”
虽然这份记录没有说明两人的背景，但从他们的谈话态度，可以推之甲住城内，乙住乡村。成都人一贯有藐视乡下人的心理，坊间流传着许多关于乡下人肮脏、愚昧、吝啬等荒唐的故事。虽然这段谈话表面上是关于城市和乡村不同的生活习惯，但实际上反映了不同的经历和面临的不同问题。生活在城市中相对安全，在乡村却时刻面临危险。城市居民似乎总是觉得高人一等，讽刺乡下人舍不得穿好衣服，怕小孩被绑架。乡下人羡慕城里人的好生活和安全感，但也反唇相讥城里人晚上不管孩子而抱老婆（可能暗示着性），睡懒觉（暗示着懒），这都是传统价值观所鄙视的。
与普通人一样，精英也是茶馆中的活跃分子。学者喜欢在那里吟诗论画，人们称他们为“风雅之士”。有些人把书带到茶馆里阅读，所以有人写道：“茶亦醉人何必酒，书能香我不须花。”品茶看书，当然颇为高雅。一些地方文人喜欢到茶馆“摆诗条子”，玩这个游戏时，他们把两三张桌子拼在一起，放上几张大纸，上面画许多格子，每个格子填进一首唐诗或宋词。他们有意写错一两个字，邀请在场的茶客纠错。如果茶客改对了便有奖，错了便付十文钱。一些文人还把他们的作品拿到茶馆去展示。例如，吴虞把他写的诗印出，贴在茶馆里供人观看，欣赏的人可以购买。在他1915年的一则日记中，提及自己派人把印好的诗送到品香茶社；第二天的日记中又写到他去养园（茶馆）会友时，发现那里也贴了不少自己的诗。文人一般都有自己钟情的茶馆，吴虞经常到品香茶社，因为那里有他钟爱的演员陈碧秀，他还在茶馆卖自己所写的关于陈碧秀的诗。吴与朋友上午到品香茶社去看陈的演出，下午约了更多的人到那里。吴在日记中写道，陈为有吴捧场颇显兴奋，“其视线恒在余等，一座皆笑，碧秀亦笑不能禁也”。显然，吴虞为能得到这位名伶的青睐很是得意。看来在民国时期，成都文人似乎对与优伶的来往纠缠并不忌讳。
有的茶馆颇像社会俱乐部，共同的爱好把人们聚集在一起。百老汇和惠风茶园坐落在鸟市附近，因此这些茶馆成为玩鸟人的聚会处。黎明时分，他们便提着鸟笼来到茶馆，或互通心得，或做交易，或只是聆听屋檐下或树上鸟笼里各种鸟的歌唱。中山公园的乐观茶园也是养鸟爱好者的集中地，人们在那里做鸟雀的生意，交流饲养经验，形成有名的“雀市”。一名记者1936年报道，他到乐观茶园，发现里面热闹非凡，间杂着各种鸟叫。人们不仅在那里买鸟作为宠物，还买麻雀等在阴历四月初八的放生会释放。该记者以负面的语调描写这些待售的鸟不断地“悲鸣”。一个卖鸟食的小贩告诉记者，不少鸟是作斗鸟娱乐和赌博用。这些斗鸟的食物颇为讲究，都是鸡蛋、鸡肉和牛肉，甚至还有人参等补品。在茶馆里卖作为鸟食的虫子，一天可以挣几千文。
养鸟不仅是一个爱好，鸟还成了“挣钱的工具”。而斗鸟赌博经常是在茶馆里进行的。民国时期，斗鸟经常在城外进行，像西门外的洞子口和北门外的天回镇等地。这是一种公开活动，参加者众多，有明确的程序和规则，还有裁判，胜者还要穿红。斗鸟不过是茶馆中多种赌博活动之一种罢了，打麻将、玩牌下棋、抽签等都可以赌博。晚清作为赌博工具的麻将被禁，但到民初禁令松弛，死灰复燃。1928 年，彩票进入成都，在繁荣的商业区到处是售卖彩票的铺子，彩票业公会便设在北城公园的静安茶社，每个月阴历初六，人们挤在茶馆里急切地等待公布号码，公会还要为获大奖者披红，骑马在街上遛一圈。赌博形式多样，除了玩牌和麻将、下棋、斗鸟等大众方式，还有更“高雅”的做法，例如警察报告在中山公园的中和茶社，一些“无聊文人”以吟诗进行赌博。
精英和政府皆认为茶馆赌博是一个严重问题，虽然颁发了不少规章，但这个问题并未能解决。一篇1918 年发表在地方报纸上， 题为《扑克害》的所谓“警世小说”，便以批评赌博为主线，讲述一名年轻人在茶馆碰见一个爱玩牌赌博的朋友，结果他们正在茶馆聊天时，警察把他的朋友带走了，罪名是偷窃。这篇小说以这样的句子开始：“一少年危坐于公园之某茶社，其年纪约略二十左右，着革履，眼垂金镜，周身衣服均缘以火盆似青缎边，举止浮薄，一望而知为浪荡之少年。时夕阳西下，几行雁字似指引游人之归去。坐客亦渐稀，茶博士则收拾其桌椅，清洁其地面，为状至忙碌。顾少年则仍坐不稍动，面色一若重有忧者……”作者将茶馆作为小说的场景，是有其特殊用意的。茶馆总是人们休闲解闷、看朋友、玩牌下棋、赌博之地，也是人们最经常去的地方，因此作者很容易把读者带进他所设计的情境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