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不仅用来休闲，也是最好的社交场所。1940 年代有人在谈到茶馆的重要性时，便对茶馆作为社交场所的特殊功能，进行了非常全面的描述：
茶馆为民众普遍之聚会场所，不期而会者，往往在数十人或百数十人以上，此来彼去，交换轮流，不断离开，不断加入。于是茶馆与民众实际生活，时时发生密切关系，需用至广，要求极多，举凡通都大邑，县城重镇，穷乡僻壤，□□野店，莫不竹几横陈，桌凳罗列。上自政府官吏，下至走卒贩夫，各以其需要之不同，环境之各别，盘踞一席，高谈阔论于其间，会人者，议事者，交易者，消闲者，解渴者，种种行色，不一而足。于是茶馆无形中有吸引群众，使以此为活动中心之趋势，其适应能力至强，无人不思利用之也。
李劼人所描述的晚清便表明了市民对茶馆的依赖：“下等人家无所谓会客与休息地方，需要茶铺，也不必说。中等人家，纵然有堂屋，堂屋之中，有桌椅，或者竟有所谓客厅书房，家里也有茶壶茶碗，也有泡茶送茶的什么人；但是都习惯了，客来，顶多说几句话，假使认为是朋友，就必要约你去吃茶。”一首竹枝词也写道:“亲朋蓦地遇街前，邀入茶房礼貌虔。”在成都，熟人在街上相互打招呼，他们总是说：“口子上吃茶”“茶钱该我的”。虽然这经常不过是做一个“姿态”，没有人会认真对待，但是由于人们经常在茶馆会面，所以这个招呼又是非常恰当的，也的确反映了茶馆中会友和社交的重要性。有人写道：“‘闲来无事把茶喝’是有风味的。可是，‘有事在×× 茶馆会’差不多已成了目前成都的中下级人士的习惯。”由于他们的居住环境不便，普通人有事相商或会友总是安排在茶馆里；由于那里既方便又舒适，即使居住宽敞的精英阶层也把茶馆作为他们的会客厅。吴虞在1915 年3 月的一则日记里写道，他雇了一乘轿子到城郊一个叫龙桥的乡场，在那里过夜。第二天早饭后，到熊定山茶铺喝茶，等着开市。然后又与朋友“至彭大旗铺内吃茶”，在那里与佃户见面，讨论佃金的事。 这个日程展示出一个文人怎样度过他的一天，细读他的日记，我们可以发现他经常在茶馆里见客和处理日常事务。
茶馆成为人们的聚会地，在那里可以会客见友，不用事先约定， 关于日常生活的许多决定也是在茶馆里做出的。徐维理（William Sewell）关于成都1920 年代的回忆便提到，如果一个朋友遇到麻烦，他们便到茶馆去讨论解决办法。还有人写道，人们喜欢去茶馆会客有三个原因：一是成都是个大城市，两人会面选两人住家中间地带的一家茶馆，这样大家都不用跑很远的路；二是在家里接待客人要准备饭菜，耗时费力；三是成都为省会，吸引来许多外地人，但在旅店谈生意既不方便也不舒服，因此茶馆是个好地方。
人们去茶馆不仅是喝茶，也是去交流最近的新闻，传播小道消息。如果一个人几天没有出门，想知道这几天有什么事发生，他便先去茶馆。特别是那些喝早茶的人，起来这么早到茶馆，固然是一种习惯，亦是一种心理需求，例如某人“在夜里发现了一点值得告诉人的新闻，一张开眼睛，便觉得不从肚子里掏出来，实在熬不住了。有时却仅仅为了在铺盖窝里，夜深的时候，从街上，或者从邻居家里听到一点不寻常的响动，想早些打听明白，来满足自己好奇的癖性”。即使他们没有什么消息急着要告诉他人，或并非迫不及待要打听什么事，照样一清早到茶馆。按沙汀的说法是“因为习惯出了毛病”，不到茶馆便难受。“他们尽可以在黎明的薄暗中，蹲在日常坐惯了的位置上，打一会儿盹。或者从堂倌口里，用一两句简单含糊的问话，探听一点自己没关照到的意外的故事”。在成都人的日常对话中，经常听见这样的说法：“我进城那天，就在茶铺里听见说了”，或者，“怎们〔么〕茶铺里还没听见人说？”的确，茶馆在邻里和社区扮演着信息中心的角色，所以有人评论道：
茶馆之中，时时可闻政情如何，军事如何，地方有何种新闻，某姓有何种事变，以及史料掌故之阐述，狐仙鬼怪之奇谈，均为各层社会分子所关心而亟欲知悉者，一至茶馆，各种资料，源源而至，辗转相告，传播迅速，发挥尽致，无孔不入，甚有好事之徒博访周咨，借充谈助，而自解其见闻之广，亦有留心社会情报，以求足不出户庭， 能知天下事。至于奸宄之徒，无聊之辈，混迹其间，或任意雌黄，混淆黑白，或捕风捉影，画蛇添足，以致蜚语谰言，摇惑人心者，亦往往发生于其间。
也即是说，茶馆既是得到信息之地，又是小道消息、流言蜚语传播的地方。这恐怕就是国家总是力图对这个空间严加控制的原因 之一。
茶馆也是人们日常交往的场所，正如阿格妮丝· 赫勒（Agnes Heller）所指出的，“日常的接触发生在自己的空间……日常生活清楚展示其空间，空间的经历和空间的理解不可分割地连接在一起”。在茶馆，交谈便是日常接触最基本的形式，也是赫勒所说的“日常生活的最基本的部分”。大多数茶馆谈话是随意的，没有什么目的性，正如民间俗语所说：“茶铺里头的龙门阵—想到那儿说到那儿”，西门附近的一家茶馆干脆就叫“各说阁”，把这种漫谈的气氛发挥到了极致。加入这种茶馆闲聊不需要任何准备或资格，人们可以自由发表意见而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只要没有冒犯在场的任何人，实际上也很少有人真正严肃对待茶馆里的闲言碎语。在茶馆中，陌生人之间也能够夸夸其谈，也可以只是洗耳恭听，不言一语。所以李劼人写道，如果“你无话可说，尽可做自己的事，无事可做，尽可抱着膝头去听隔座人谈论，较之无聊赖地呆坐家中，既可以消遣辰光，又可以听新闻，广见识，而所谓吃茶，只不过存名而已”。这即是说，对某些人来说，喝茶本身并不重要，而意义在于与茶馆里人们的交往。三教九流都到茶馆，讲述他们自己的经历或听来的故事，对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高谈阔论。例如，少城公园几家茶馆的客人，很多是退伍军官、下野政客、政府职员、教师学生、文人骚客、棋类爱好者、妓女掮客、有产无产者，等等，所以成都有句流行语：“少城一日坐，胜读十年书。”虽然这是夸张之词，但茶馆的确是一个了解社会的最佳场所。如果一个茶客没有谈话兴头，他可以读书看报。在1930年代，顾客可以花几分钱从小贩那里租报纸看，看完一份后，还可以与他人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