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的军人本色

2020-08-02 21:49:01 作者: 回忆父亲的军

2020年,中国经历了刻骨铭心的新冠疫情,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而大洋彼岸的美国正在经历惨烈的疫情,美国抗疫外行,甩锅内行,为转移国内疫情和种族矛盾,将锅甩给了中国。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建军节前夕,美国全面掀起对华围堵和压制,暴露出霸权主义的狰狞面目。

八一建军节这天,父亲当年的秘书付昌安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听“作战科长”讲董存瑞的故事》,勾起了我对父亲当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和永葆革命军人本色的点滴回忆。

湘潭独立团干部合影

1950年,父亲在湖南湘潭独立团任政委时,大姐出生,正值抗美援朝保和平,前方战事激烈之时,父亲给大姐取名“湘平”;大哥出生时,正是国人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保家卫国之际,取名“志平”;就在抗美援朝获得胜利,志愿军凯旋而归之时,二姐来到了这个世界,取名“利平”。我则是出生在反右的特殊年代,父亲为我取名“志坚”,寓意今后以坚强的志气面对现实的劫难。

“和”是父亲内外合一的完美性格。

父亲当年的戎装照

我只能这样理解:是军人的本色让他这样去做

父亲告诉我,那年河北保定完县(今顺平县),全县只有两人考上了河北保定师范,父亲就是其中之一。在七七事变之后,没有告诉亲人,更没有告别母亲,就从保定师范直接弃笔从戎加入了抗日的队伍。

残废军人证上记载着父亲是三等乙级残废,父亲告诉我,那是他在一次攻打张家口战役时负伤留下的残疾。

当时父亲任作战参谋,在夺取了敌人阵地之后,临时的指挥点就设在了敌人碉堡的二楼。因为是打穿插战,所以在消灭敌人之后,部队迅速后撤,而在地面打扫战场的战士不知情况点燃了碉堡,留给父亲撤退的路只有一条,就是从碉堡上跳到壕沟里。这一跳使父亲的左后脚跟着地,造成严重扭伤和骨折,父亲无法站起。当他以坚强的毅力爬回部队时,才知道他的名字已经被列入了牺牲者的名单。

父亲说他们是把脑袋拴在裤带上玩命过来的。也许正是这一次次的玩命且无所畏惧的牺牲经历,使父亲极度的满足于当下,只求为人做事,毫无丁点利己谋私!因为,比起牺牲的战友,他从骨子里透出的定义就是:能活着就足矣!这是在八一建军节的今天,对父亲的思念所得到的感悟。也正是这一觉醒,让我理解了曾经无法理解的事情,并且,事事都蕴藏着母亲的伟大!

分居是尽职:更铸就了儿女草根平民之心

童年的记忆中,打我记事起父母就一直是分居的。母亲(1953年转业)帶着我们四姊妹和外婆住在武汉市妇联机关后院,后来搬到汉口同兴里(原德租界的房屋)。父亲则在一个很大的军需仓库做政委,每星期回来一次,每次回来总要抱起我用他连腮胡子扎我。给我最深的记忆是吃饭时规定的两不准:不准说话,不准掉饭粒,违者就是一筷子或被弹脑门。

我们都是在总后勤部武汉陆军幼儿园长大的,但只有我大姐是进八一小学毕业后,再转到武昌实验中学读书。1965年,父亲转业,本来分配他去湖北省委党校任职,一家人总算可以团聚了。可是父亲那种只想为党做事,不求索取的执着精神,让他与我们再一次的分开,而且这次距离很远!

父亲婉拒了省委党校的任职,她向组织说:我坐办公室坐够了,我想到企业去做点实事。组织上尊重了他的意见,将他重新分配到了湖北省国防工业办公室任职。父亲又不愿高高在上坐办公室,执意要下到基层企业做实事。就这样,他以行政十二级的高级干部的级别分到湖北省松滋县982兵工厂担任党委书记。但省国防工办要求他在基层工作一年后再回武汉。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接踵而来的是向走资派夺权,一个戎马一生,一心只想为党做事的老战士,也被戴上了高帽挂牌游厂批斗,一切都是革委会说了算,所以,父亲回武汉已经是不可能的。

1968年大姐初中毕业后想参军,但是,远在鄂南的父亲发来电报:“上山八尺”,让大姐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父亲给她寄来了八尺布票以示送行。这在当时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母亲没有丝毫的劝说,姐姐没有埋怨,毅然决然地上山到了湖北省郧阳地区的郧县,一个穷山僻壤的地方。接着母亲接到了去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学习劳动的通知,一家人分居四地。武汉家里仅剩我们三姊妹和外祖母相依为命,此间发生了许多被人欺负和我淘气的故事,也正是由于失控状态下不断发生的故事,让母亲作出了一个决定:与其这样,不如弃汉从夫一家团聚。

我记得好像是1970年的春天,两辆军车将我们一家人载往位于鄂南松滋县刘家场的清江矿山机械厂(982厂),从此我们离开了武汉。

虽然到了一个与武汉城市生活落差相当大的农村山沟里,但在我们却没有什么落差感,并且我们很快也很自然地就融入到当地的生活中。换句话说,我们没有丝毫的高干子弟的优越感,而只有草根平民的平常身份。

分单是自律:更是人民公仆的朴实再现

一家人总算团聚了,可是,父母却不在一个单位上班。母亲每天要步行十多里去另一个三线单位——荆江农具厂(949厂)上班,每逢刮风下雨,特别是冬天下雪,我们就要为母亲担忧。也许是组织对我父亲的关照,1971年8月1日,我父亲调到了湖北襄阳的一家三线厂——汉丹电器厂(9604厂),也许是离我那远在鄂西北郧县战天斗地的大姐又近了许多(后来大姐被招进了十堰二汽厂的灯具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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