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第一代打工妹”翁纯贤:个人工作证被收入深圳博物馆

2020-08-27 02:43:27 作者: “深圳第一代

翁纯贤 马大为/摄

建设者档案

姓名:翁纯贤

年龄:57岁

建设坐标:深圳(1982-1990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刚刚高中毕业的“一直梦想着往外漂”的18岁汕头女孩翁纯贤,没有选择顶替父母的职位——成为一名教师,而是选择到当地街道办的集体企业缝蚊帐,按计件算,一床蚊帐有4毛工钱,她一个月大约能赚20元。那时,翁纯贤还曾计划申请赴港,投靠她的外婆和舅舅,因为当时她对香港怀有憧憬,“听说香港教育水平高”。

1982年4月,翁纯贤在汕头逛街的时候,看到路边墙上的一张招聘广告——香港一家企业在深圳蛇口工业区开设凯达玩具厂,要招女工,要求高中学历。

这是翁纯贤首次“偶遇”招工。“以前只听说过,没亲眼见过企业招员工。”她还不知道,她当时所见到的,正是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土壤中长出的一株苗芽,经济发展正由计划制慢慢向市场制转轨,劳动用工制度正悄悄从“顶替”“分配”变成“招工”,同时不同地域的人口流动限制缓缓放开,从香港舶来的“打工”一词即将在深圳掀起“打工潮”。

深圳第一代打工妹

“听到每月工资80元,大家都很期盼”

“当时对深圳还没概念,只知道跟香港离得近。”翁纯贤参加了凯达玩具厂的招工考试,考题以趣味题和数学题居多,没有她想象中的政治题,也没有英语测试。

然而,翁纯贤的哥哥和外婆并不支持她去深圳。“外婆担心我被骗,哥哥还说香港的厂都是资本家办的,人剥削人,怕我吃不消。”翁纯贤笑忆当年。

过了一段时间,街道办来通知,翁纯贤被凯达玩具厂录取了,要到汕头市政府开会。“那应该是正规的,不会骗人。”翁纯贤心想着,跟120名被同期录取的姐妹在市政府礼堂听了团市委书记和港方代表的讲话。“听到每月工资80元,大家都很期盼。”

1982年4月30日早晨5点,凯达玩具厂来接人的三辆大巴已经停靠在市政府旁边。“一个蛇皮编织袋装着四五套衣服,加上枕头、被单”,这是翁纯贤的全部行李,跟她的步伐一样,简单而明快。离乡打工意味着阔别亲友和前途未卜,车上车下哭成了一团,而翁纯贤却“兴奋得不得了”。

三辆大巴6点准时出发。“路很窄,只有双车道,偶尔会碰到货车会车而过,那些车上都满载着男性农民工,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两边车上的人都互相喝彩招手。”120名打工妹坐了10几个小时的大巴,由罗湖进入深圳市区时,已是晚上。

中国最早的外资企业之一

“亮,太亮了”

“那时候的深圳都在搞建设,到处都是基建兵,到处尘土飞扬,车子开过去身上都是灰尘,大家开玩笑说体重都重了三两。”

凯达玩具厂正式名称为凯达实业有限公司,是香港开达实业有限公司在深圳蛇口工业区独资设立的,是落户深圳最早的外资企业之一。厂方委托广东劳动部门从韶关、肇庆、梅州、汕头各市招收女工。其中韶关、肇庆的工友先到岗,在“翁纯贤们”到达前,已投入生产了。1983年,该厂职工人数已达2000多人,其中90%都是女工。

“翁纯贤们”都是有“商品粮户口”的城市青年,她们后来被称为深圳特区第一代打工妹。

“亮,太亮了。”这是凯达玩具厂给翁纯贤的最初印象。她的父母执教于汕头农村,平时就住在庙里头,15瓦的灯泡,亮光闪烁不定,有时候还得用上煤油灯。“黑乎乎的夜”成了她少年时代的记忆,跟玩具厂此刻用三盏并排日光灯照明的灯火通亮截然不同。

1982年5月1日,劳动节,放假。5月2日,开始上班,翁纯贤被分配到车缝组。每天上午8点上班,下午5点下班,有时晚上要加班到9点。“有加班工资,大家干得都很起劲。” 翁纯贤回忆道。

凯达玩具厂主要生产椰菜娃娃、爬山车等玩具,这些玩具都是翁纯贤童年时未曾接触过的,因此倍感新鲜和喜爱。“我们小时候都是自制玩具,做毽子、玩泥巴、串珠线,哪有现成的玩具,还这么可爱的啊。”

■翁纯贤和姐妹们在凯达玩具厂的宿舍 翁纯贤/供图

上班仅三天,被提拔为组长

“大家都奔着奖金,都想多干”

“带着乐趣工作”,翁纯贤从不觉得累。在蝴蝶牌的电动缝纫机前,得益于此前缝制蚊帐的基本功,她缝出来的娃娃线条非常笔直,车间的香港主管直呼“太麻利了”。这带着浓重口音的港式普通话,也只有翁纯贤等为数不多的人能听懂。因为“憧憬香港”的翁纯贤曾在语言上下过一些功夫,普通话和粤语都讲得很好。

仅三天,翁纯贤被提拔为车缝组组长,手下带18人,最多时管理过上百人,每隔两小时做好卡片登记,统计工作量。作为组长,她还需要给每道工序定好工作时间,以便给做这道工序的工人设计工作量。

每次接到一项新玩具的制作任务,翁纯贤和其他组长要先试做,看一天8小时能完成多少件,分拆到每道工序里,记录好具体时间,一连试验两三天,取数位组长的平均工作量。“一般来讲,熟练的女工能用6小时完成我们设定的8小时工作量,速度越快做得越多,超产奖就越多。”

在翁纯贤的印象中,大家都格外勤奋,只顾埋头工作,只听机器响,没有人语声,只在排队上厕所的时候才聊几句。“大家都奔着奖金,都干得特别快,都想多干。除了固定的工作量,加班、超产都有奖金。”

记得是1983年的一天,一场特大台风暴雨突袭深圳。从宿舍到厂房,有一公里路程。上班时间要到了。“姐妹们只是犹豫了一小会儿,就毅然闯进风雨里,弯着腰朝厂区冲。走到半途,连站都站不住了,不少人都是爬着到达的。”翁纯贤说,“香港管理者很吃惊,说都8级台风了,你们竟还能坚持到岗。中午给大家都加了鸡腿。”回想起凯达玩具厂的伙食,翁纯贤至今仍觉得很赞:“一天吃的肉比家里一个月的都多。”

在凯达玩具厂,翁纯贤第一次领到的工资包括人民币80多元、港币200多元和外汇券四五十元,最多的时候可赚到折合人民币500多元。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统购统销的票据时代仍未过去。“要想直接购买冰箱、电视机等大家电或其他物品,得用到外汇券。”翁纯贤用外汇券在深圳买到了许多家乡不好买的东西:洗衣机、电视机、洗衣粉、肥皂、衬衣、折叠桌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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