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角色是中关村老板们的供货商——2005年他成为联想ThinkPad的渠道商，办公室在鼎好电子城的地下二层。
他曾短暂地跟刘强东在同一栋楼里办公，“那时候刘强东在楼上卖光盘，我们在楼下办公”，胡卫强打趣道，“现在他依然在上面，我们在下面”。
胡卫强所创办的北京神州同正计算机设备有限公司在距离鼎好大厦不到3公里的地方，在中关村的10多年间，他从小渠道商一步步成为了联想ThinkPad和联想服务器的核心合作伙伴，也见证了中关村电子城的电脑零售由盛转衰的全过程。
在京东、淘宝兴起之前，线下电子城是购买电脑最重要的渠道。“那时候的电脑没有低于1万块钱的，每台电脑有7到8个点的盈利，一台电脑能挣六七百块钱”。
2010年前后，胡卫强感受到电脑销量进入了平缓期，失去了许多柜台和店面渠道之后，他不得不转向行业和网络销售。
做水货手机生意的张亮同样看到市场发生了变化，当时国外品牌手机在国内定价虚高，“水货”版的诺基亚、HTC、三星通过各种渠道涌入国内， 数码城成为了这批水货的最佳售卖地。但安卓系统进入国内后，以小米为代表的国产手机的崛起，让手机渠道更加扁平化。
电脑毛利润下滑和国产手机的崛起只是电子城走向没落的表象。
一方面，以京东为代表的线上商城对电子城进行了降维打击——赚信息不对称的钱，是电子城零售商的默认的行规。当价格走向透明，商家的盈利空间也被压缩。电商的兴起，让线上线下产品同价，要知道，在价格不透明的年代，卖手机本质是“靠忽悠”。
另一方面，三家电子城接连开业，让中关村极度繁华，也让这里竞争变得激化，商品走向同质化，一排商家卖同一型号的机器是常有的事。
多种因素的影响下，不少商家开始剑走偏锋——大肆揽客、强买想卖、货不对板、欺诈消费者的不良风气逐渐形成。张亮谈道，常常有竞争对手以低价抢走、揽走客户，而他们欺骗客户的方式则五花八门，“中关村电子城的口碑加速了它的衰落”，他说道。
在看得见的萧条下，信奉诚信经营的张亮选择离开中关村，胡卫强则谋求转型，他一方面开始代理联想服务器，着手做京东联想商用旗舰店，另一方面还不停地在寻求新的发展方向。
“我比较幸运地赶上了电商的末班车，从一个搬箱子的公司，成为一个有些技术含量的公司，希望公司能与时俱进不断超越自我，这样员工们的收入越来越高，生活越来越好”，他说道。
仅存的一“城”的终局
与胡卫强、张亮不同，还有一部分商家选择留在卖场的柜台和门店，老五就是其中之一。他辗转几个电子城，悉数关停之后，他最后来到了科贸。
尽管这些电子城已经悉数清空关门，每每谈起中关村电子城时，刘强东那句话总会被重提：
“其实不是京东们革了你们的命，而是你们自己！扪心自问，你们做了多少偷梁换柱的勾当？卖了多少水货假货？暴打了多少客户？这是因果报应！”
2009年前后，报纸、电视上关于中关村电子城的新闻触目惊心：欺诈、辱骂、甚至殴打顾客的恶性事件时有发生，诚信经营的商户遭遇“劣币驱逐良币”，因曾被骗而不再踏足这个地方的消费者不在少数。
在政府部门的整治下，电子城的恶性事件逐渐减少，但电子城业态的颓势已不可挽回。在2015年发布的《规划》提出在3年到5年的时间内，让中关村大街彻底告别传统电子卖场业态。
鼎好电子城的关闭，在很多人看来已经是中关村电子城的终曲，而事实并非如此。由于几大卖场的关闭，选择留在中关村的店主都搬到了科贸电子城，尽管这这里的规模还不到中关村鼎盛时期的十分之一。
科贸电子城的一楼早已清空，二层到四层是大卖场，五层是教育机构学而思的学区。
如果走遍三层楼，基本上能找到你想要的所有电子设备——不光是手机电脑，直播设备、打印机、电子称，这里俨然还是电子百货批发中心。仍然会有人站在卖场的电梯口揽客，消费者如果不了解行情，还是会买到高于市场价的商品。
科贸电子城 图：凤凰网科技
只不过，如今的电子城已经不再敢任意“宰”顾客。在科贸电子城做手机零售生意的老五极力为此辩解，他用手指向卖场三楼的警务室，“看到了吗？收货、发货要到这里报备，发现收赃、售赃会重罚；强买强卖、货不对板的情况一旦被举报，警务室会先让保安先封店，再调查，不是开玩笑的。”
老五说道，每个月管理人员会组织店主开会，倡导构建一个更好的营商环境，“大家都明白，卖场活得更久，我们才有口饭吃”。
中关村的“最后一城”科贸电子城也会关门吗？有店主讪笑着反问，“这谁知道呢？”
大家心知肚明的是，新生代消费者不再会把目光投向这个嘈杂、逼仄的卖场，“遍地捡钱”的中关村电子城时代已经不再。电子城曾为中关村带来过荣光，也带来过骂名，但这一切终已成为过去时。
（实习生杨舵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