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书写成都街头文化、茶馆与袍哥,历史学家王笛带着乡愁挖掘成都秘史

2020-10-13 17:30:36 作者: 30年书写成

近日,《显微镜下的成都》与读者见面,这是中国微观史研究代表人物、数度获得文学奖的历史学家王笛30年作品精粹,是其用数十年心血构筑的迷人微观世界。值得关注的是,该书是一部以普通大众视角书写,为大众而著的历史作品,一位学者的人文情怀包蕴其中。

复活无名之辈的鲜活生命

《显微镜下的成都》以四川地区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街头、茶馆、袍哥、麻将作为具体个案,通过档案、口述史、地方志、小说、竹枝词、调查、新闻报道、图片等多种资料,将目光投注在市井街头的小人物身上,复活无名之辈的鲜活生命,刻画元气淋漓的大众公共生活世界。

据出版方世纪文景介绍,书中有不少有趣的话题,如和时下相关的有成都摆摊文化、茶馆中的社交、麻将疯等,通过这种有情的叙事史,让人们得以真正深入不同于沿海、华中等城市的“另一个中国”,发现普通民众充满活力的生活世界及其顽强的文化延续性。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发现大量的历史细节是为进一步探索一些更为宏观的问题,比如地方与国家的关系问题,西南地区与沿海及华中等城市相比的文化独特性等。全书涉及社会史、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城市史、民俗等诸多方面。

他是“那一只四川蟋蟀”

王笛现为澳门大学历史系主任,他在书中自比是“那一只四川蟋蟀”,远离故乡,是在乡愁者的心窝唱了近30 年的歌。他近二三十年的作品,几乎都有着成都的影子。

王笛出生于四川成都的一个文化家庭,1990年代初,为了在学术上寻求突破,已是副教授的王笛放弃了在四川大学的教职,赴美跟随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罗威廉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完成艰难的学术转型。王笛至今清楚记得当年赴美时离别故土的心酸。时隔将近30年,王笛自述“成都仍然是我梦魂萦绕的地方。但从另一个角度讲,我好像从未离开过这座城市……我生活之大部分,仍然与她密切相关,因为我每天都在研究她,探索她的一切秘密。”

在王笛的记忆深处,永远忘不掉儿时背着书包在成都街头的探宝经历,一家家店铺一一走过,补锅的、补碗的、捏面人的,手工匠人比比皆是。尽管在成都长大、上学,娶妻生子,这座城市最初并没有成为王笛的学术探究对象,他说:“因为离得太近了,没有什么东西能刺激到我。”

但王笛在美国做博士论文时,成都一下子离他如此之近,他于是将研究视角正式投向成都,以至于此后顺理成章地研究成都几十年,“街头文化写完了,就写茶馆,在写完茶馆后,接触到很多袍哥的资料,然后就又研究袍哥。”王笛还透露,几十年来关于袍哥资料已搜集几千万字,明年春天就能全力以赴完成三卷本的袍哥写作工程。

显微镜下看到历史真面目

“我研究历史,就像拍电影一样,刚开始大镜头,后来焦距逐渐缩小,逐渐拉到特写,直到很多年前开始用显微镜进行历史细部观察和描述。”王笛如此说道。

从20多年前,王笛就树立起为民众写史的学术观,他主张要从显微镜下观察历史,这样才能够进入到世界的内部,进入到人与人之间的内部,从而看到历史的真面目。因为在他看来,英雄人物、帝王将相,在任何时代都占极小一部分,最大的一部分还是人民百姓,“但过去写历史不写民众,这是非常片面的。”王笛认为,历史学家曾经关注的是上层阶级、剥削阶级的斗争史,但普通民众的内部斗争一样激烈。“比如,抗战后,一些居家妇女进入茶馆当起堂倌,男同胞于是不断控告,要把她们从茶馆中驱逐,结果真的成功了,如今在档案中还可以看到那些控告信。”

王笛说,他所做的工作,就是力图纠正过去的一些片面的历史认识。“民众的语言、情感、思想应该记录下来,百年后,今天民众如何生活的,他们的喜怒哀乐和生活状态,历史学家并没有注意,但历史过去了就永远过去了。”而另一方面,王笛则强调,他不反对研究大历史、大问题、大事件,“但我们历史研究要平衡,那才是全面的历史。”

“日常生活看起来没有意义,其实后面隐藏着非常重要的东西。”王笛说,他写成都茶馆,表面上看起来是研究日常生活,但后面其实隐藏着文化冲突,即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如何保护地方文化等多重问题。

查阅老报纸就整整一年

进入微观历史世界,王笛面临最大困难在于,关于民众的历史资料本来就少,资料寻找自然异乎寻常的困难。

王笛几十年前就到成都市档案馆、重庆市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第一历史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寻找资料,那种感觉就像大海捞针一样,常常是寻找一天也一无所获。王笛回忆说,写第一本研究成都的著作《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之时,他将1912年至1949年在成都出版的《国民公报》查阅了整整一年,当年是通过通过馆际借书,把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所藏微缩胶卷借到霍普金斯大学,每天到校图书馆放在阅读器上逐页查阅。所复印下来的这些报纸的总字数应该有几百上千万字,但《街头文化》最终采用的微乎其微。

王笛寻找资料,有任何蛛丝马迹都不会轻易放弃。上世纪90年代末,经过五年多努力,他在成都档案馆等地查找到关于成都社会的各种珍贵资料,他将复印件装到手提箱带上飞机,须臾不敢离。这些资料有的体现在《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去年秋天,王笛听闻四川大学有一批“麻袋资料”要淘汰掉,他想这些资料与自己的研究或许有关联,于是雇用当地研究生帮他筛选,目前他正在仔细整理和筛选这30多个文件夹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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