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花季遭遇性侵，这不仅是罪与罚的考量，更是对社会底线的挑衅。对14岁以下未成年人性侵，无论本人是否同意，均构成犯罪，已是“铁板钉钉”。但对于和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是否构成犯罪，长期处于法律的模糊地带，甚至成为“隐秘角落”。今年，“上市公司高管鲍某某涉嫌性侵养女”案成为舆论热点，最终相关部门查明鲍某某性侵不成立，将其驱逐出境。该事件虽然有了定论，但防范性侵未成年人的话题依然备受关注。
昨天开幕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对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再次审议。令人关注的是，草案在刑法中增加了一条：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女性负有监护、收养、看护、教育、医疗等特殊职责的人员，与该未成年女性发生性关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恶劣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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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条新规直指性侵中部分钻法律空子、“熟人犯罪”的行为。明知对方是未成年人，但在其14岁后实施侵害，以此规避法律制裁；披着“养父”“教师”等外衣，利用其优势地位对未成年人性侵，将被害人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都遭受重创，有的甚至被逼上了死亡的不归路。《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用文学作品折射出性侵少女的严重社会问题，作者更用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为社会敲响了防范性侵未成年人的警钟。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曾提交议案，建议修改刑法，对有监护、师生、管理等关系的，性同意年龄应改为18周岁；对男女年龄差不超5岁的恋爱对象，即“两小无猜”型，性同意年龄仍保持14周岁；对其他一般情况，性同意年龄提高到16周岁。
“性同意年龄”的说法属于“舶来品”，可以理解为“最低合法性行为年龄”，各国规定从12岁到21岁不一，多集中在14到16岁。从我国法律来看，可以视为将性同意年龄界定在14岁。在此次草案中，综合考量后并没有提高性同意年龄；而是对于性侵者分类，将有“特殊职责的人员”列入“黑名单”，严惩其利用特殊身份作恶的行径。
原本一些被笼罩在性侵者阴影下的未成年人，不能、不知、不敢反抗；而性侵者也打着对方“自愿”的幌子，逃避法律的惩处。草案中的新规意味着有了法律的庇佑，只要性侵者属于“特殊职责”范围，受害者无需举证“被迫”，和14岁以下未成年人一样，立即进入“国家保护”范畴。性侵者的任何狡辩、推诿都是徒劳；通过消除法律模糊地带，提高其犯罪成本。同时，未成年人的家庭、涉及未成年人的相关部门等也要形成合力，联手发出更强威慑力，让居心叵测者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宋宁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