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江东大族从孙策的身世和政治背景中，看不到借助于他可以保全自己利益的前景，反而担心江东因此卷入鼎沸之中。陆氏庐江之难，更影响江东大族对孙策的态度。他们对孙策或者愤然抵拒，或者徘徊观望，尝试着与孙氏合作的是少数，愿意竭诚相结的可以是说绝无仅有。
在这种情况下，从眼前的紧迫要求而言，孙策亟须打破大族的武力抵抗;但从永固江东来说，又必须获得大族的全力支持。眼前的考虑和长远的需要，使孙氏兄弟遵循一条曲折道路前进。他们凭借淮泗武力以诛戮吴会英豪，网罗宾旅之士以壮大淮泗集团力量，在此共础上寻求可以与之合作的江东大族人物。随着时日推移，淮泗人才日趋枯绝，江东全人对孙权的态度也逐渐改变。孙权有必要也有可能更广泛地吸收江东士人，并使他们得以进入高层位置，以至于最后授与他们文武两途的当轴主政地位，完成孙吴政权江东地域化的进程。
孙吴建国，迁延时日最长。曹丕、刘备已经称帝，而孙权在赤壁之战和夷陵之战中都是赢家，在这种情况下，孙权还徘徊犹豫达数年之久，才登上皇帝宝座。孙权迟回不进，除了山越不宁、外敌威胁等一般原因以外，我想不再是像曹操那样“畏名义而自抑”，而是等待孙吴政权江东化进程的完成。也就是说，影响孙吴建国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内部力量调整，是与江东诸大族关系的演变，是等待江东政权根基的进一步稳固。
如前所论，孙吴与江东大族关系经历过三个阶段，这一方面是孙氏在分化和选择江东大族，另一方面也是江东大族在等待孙权采取有分量的措施。孙氏与江东大族，只有在双方互动过程达到一个适当程度的时候，两者的一体化才能出现，孙吴政权的江东化才能完成。
孙氏以吴人还治吴士，自然会走上江东本土化的道路。这是当然之理。但是孙策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沫戮英豪?江东大族为什么迟迟不靠拢孙氏?孙氏江东霸业起始本在曹、刘之前，为什么称王称帝却落在最后?这些问题却在前述当然之理的掩盖之下，长期被忽略了。关于孙吴政权江东化，时贤有过议论，并非新鲜问题。本文之作，主旨不在论证孙吴政权必须江东化，而在探索孙吴政权江东化如此艰难的原因及其曲折复杂过程，为时贤的议论作一些补充而已。
探索孙吴建国道路，归结到江东本土化问题，由此产生了一个题外之题，这就是为什么东晋与孙吴截然不同，不须经过江东本土化而能长期统治下来?我认为原因在于时代条件的不同和渡江人物的差异。
孙策以逆臣袁术部曲，逐汉官而居江东，本来没有堂堂正正的名分。孙吴以偏霸而图抗衡上国，没有江东大族的合作就根本不可能长久维持。晋室永嘉没胡，民族矛盾尖锐，琅琊王晋室统胤，有尊显的名分地位足以招探。江东大族没有理由也没有力量另起炉灶，就只能接受这一事实，臣服东晋。因此，只要抗胡仍为必需，东晋就无须汲汲于寻求江东本土化。这是第一。
汉末北士流移江东的浪潮，建安之初已经终止，而且南渡之士还陆续北归。不曾北归的宾旅寄寓之士，人数毕竟有限;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才素质也有低落的趋势。所以南士进入孙氏统治集团，人数日益增多，地位日益提高，是不可避免的。这与两晋之际北上渡江者的情况也很不相同。永嘉以来以迄淝水之战，北方胡族政权乍兴乍灭，北士南渡出现一个又一个高潮。南渡之士，尤其是其中的早渡者，本多士族精英。他们与司马氏结合而形成的东晋统治集团，其从政能力与社会威望，远较孙吴时以宾旅寄寓之士为其补充的淮泗集团为高。所以东晋吴士可以参与建康政权，却无从取代北士在江东的地位。这是第二。
以上两点，第一点重在吴时与东晋时南北关系的性质不同，第二点重在吴时与东晋时流寓北士的素质和社会影响也有差异。所以孙吴必须完成江东化，才能比较可靠地抗衡曹魏，以求自存;而司马氏的东晋则必须标榜晋统，才能使吴土有所依傍，共同构成一个足以区别于北方胡族政权的华夏政权。而且，司马氏毕竟不同于孙氏，不是江东人。如果出现一种司马氏政权必须江东化才能自存的情况，司马氏自身也无从完成这样一种历史转折。
《南齐书?;丘灵鞠传》载有丘灵鞠怨恨“顾荣忽引诸伧渡，妨我辈途辙”的著名言论，常为后人征引。丘灵鞠没有说到顾荣以前的东汉末年，已有诸伧渡江的事。那时，顾荣祖辈与渡江诸伧合流而获得广阔仕途，发展了家族势力，江东多士也从此开始。在这种先人造成的背景之下，顾荣才得以其南士领袖地位，接引渡江诸伧。顾荣居两晋之际，迫于胡汉形势，不得不作此举，结果却与其祖辈得利于诸伧的情况大不相同。顾荣所引诸伧凭借晋统而擅位，南士只有自叹屈志，直到南朝，基本上还是如此。丘灵鞠发此发愤懑之词，除涉个人际遇以外，还有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这是我们重温这段史料时应当留意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