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外国人的立场看日本,日本的文化习俗中有许多匪夷所思的东西,比如艺妓、相朴、切腹,混浴亦是其中之一。
原汤原汁的混浴在日本尽管已成为历史陈迹,其风流遗韵,却是绵绵不绝,近来似乎又有复兴的势头,旅游胜地、娱乐中心竞相打出招牌,混浴爱好者们成立了“保卫混浴会”,会员多达万人。这表明,一个民族根深蒂固的文化心性是不可以轻易改变的,总会与时俱进,变着法子表现出来。
据日本的混浴专家考证:早在两千多年前,日本人就开始男女混浴,那时日本遍地都是温泉,为混浴创造了便利的条件。这个发现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试想两千多年前,日本尚处原始社会,人没有羞耻感,男女混浴是很正常的。值得注意的是,进入农业文明社会后,在很长的时间里,日本依然保持这种原始的风尚。十六世纪葡萄牙传教士路弗洛依斯在《日欧比较文化》一书里这样写到:“我们欧洲人在室内洗澡,避开别人。在日本,男男女女,连和尚都在公共浴场洗澡,还有,晚上在门口洗澡。”同时期朝鲜通信使黄慎在《日本往还日记》中也记述:“俗尚沐浴,虽隆冬不废。每于市街设为浴室,以收其直。男女混处,露体相狎而不相羞愧。”
然而到了江户时代中期,事情有了变化。由于混浴带来副产品——性病泛滥及社会风气的败坏,加上儒家严正的理学此时正成为治国安邦的思想意识形态,幕府当局发出混浴禁止令,公共澡堂从此开始实行男女分浴,之后禁令屡屡不断,其情形,正如江户文人寺门静轩在《江户繁昌记》(1834)中记载的那样:“混堂或谓汤屋,或呼风吕屋。堂之广狭盖无常格,分画一堂作两浴场,以别男女,户各一。”文中最后提到的澡堂规则中有一条就是:“男女混浴之禁,最宜严守。”然而,根深蒂固的习俗决不是一纸禁令能够轻易消除的,更何况,这种“分画一堂作两浴场,以别男女”的格局依然带着明显的“混”的遗迹。正如上文接着写到的那样:“当两户间作一坐处,形如床而高,左右可下,监此而收钱戒事者谓之番头。”这就是说,更衣室的上部是相通的,隔眼不隔耳,“番头”(澡堂主人)坐在高高的床座上,两面把门,雄视阴阳两半的世界;而且,浴池也是明分暗连,中间仅隔一层薄薄的木板,水下是相通的。在这种暧昧不清的空间里,能否真的保证“男女有别”,是值得怀疑的。而最主要的是,幕府的混浴禁止令仅限于公共澡堂,除此以外的地方,如温泉旅馆,却听之任之,这等于形同虚设。
混浴真正受到重创,是到了明治维新时期。1853、1854年美国远东舰队司令佩里两度率“黑船”闯进东京湾,敲开了日本国门,目睹当地男女赤身裸体、满不在乎地混俗,很是鄙夷,认为:“这个城市居民的道德心颇值得怀疑。”还让随军记者画下了温泉浴场男女混浴的场面。这番东洋景若干年后通过他的《日本远征记》向全世界曝光,使日本人蒙受耻辱。明治维新在输入西方的坚船利炮、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人的两性道德和廉耻观念。日本人要脱亚入欧,与碧目隆准的欧洲人平起平坐,生活方式上岂能不接轨?那时日本人穿西服,喝咖啡,跳华尔兹,说鸟语,样样模仿欧洲人,洗澡当然不能例外。明治五年,东京府颁布了风俗禁止令,其中一条就是“禁止男女混浴”,这说明至少在日本的上层社会或知识界,人们接受了混浴耻辱的观念。然而对日本的草根社会,这一纸禁令究竟有多大作用,依然很值得疑问。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知日家黄遵宪时任驻日参赞,其《日本杂事诗》里有一首就是写混浴的:“兰汤暖雾郁迷离,背面罗衫乍解时,一水盈盈曾不隔,未消金饼亦偷窥。”还意犹未尽地写下注:“喜浴,浴池最多。男女亦许同浴,近有禁令,然积习难改。相去仅咫尺,司空见惯,浑无愧色。”此诗及注后来引起亲日的日本通周作人不满,认为诗是“想象的香艳之作”,艺术品位不高,注亦有眉毛胡子一把抓之嫌,将日本的混堂与温泉旅馆混为一谈,虽有点迂阔,倒也符合事实。明治政府的混浴禁止令,仍是针对公共澡堂,对温泉旅馆依然网开一面。因为差不多同时,文人骚客王韬游历日本,就体验过温泉混浴,还在《扶桑游记》中这样写道:“往浴于温泉,一室中方池如鉴,纵横约二丈许,男女并裸体而入,真如入无遮大会中。”这表明:男女混浴并没有随着日本“脱亚入欧”而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作为日本文化的崇拜者,周作人曾这样为日本的混浴辩护:“日本人对于裸体的观念本来是近于健全的,前后受了中国与西洋的影响,略见歪曲,于德川中期及明治初的禁令可见,不过他比在儒教和基督教的本国究竟也还好些。”这是从人性解放的角度,在理想的层次上对日本男女混浴的肯定,带有乌托邦的色彩。在野蛮时代,灵肉混沌,人没有羞耻感,视混浴为当然;进入文明阶段后,灵肉分离,人产生了羞耻感,视混浴为陋习而禁止;到了文明的高级阶段,人们意识到灵肉分裂的虚伪性,试图回归“天人合一”的状态,重新发现了混浴的美妙,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过程。具体到日本,情况还不是这样。日本原本是土著的岛国,文明起步较晚,善于吸收,外来的先进性与土著的野蛮性微妙地共存,并行不悖,男女混浴这种人类的原始遗风能在日本长期保持并屡禁不止,与此有关。周作人将它拔高到理想的境地,与西方浪漫主义思潮的刺激、中国儒家道学的压抑,还有个人的趣味爱好,都有关系。
与原始风情十足的东瀛“浴文化”相比,中国不能不显得太道学。尽管早在唐代,长安就有据说能容纳千人的大浴场,有大名鼎鼎的华清池,还有贵妃入浴的迷人传说,受地理气候风土及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后来受“存天理,灭人欲”的宋明理学的嵌制,中国的“浴文化”始终没有发达起来。在“万恶以淫为首”、“男女授受不亲”观念潜移默化之下,女子变成贞妇烈女,男子成为虚伪的道学家。这从中国人的服饰样式亦可看出:古代中国人宽袖褒衣,将身体捂得严严实实,除了脸和手,其它部位不得裸露,严格的程度仅次于阿拉伯人,显然与“男女大防”的两性伦理有关。
如此的中国人到了西风东渐、留学狂潮兴起的时代来到东瀛,受到震撼,陷于尴尬的境地,是极其自然的。1906年秋,初到日本的周作人怀着兴奋的心情,跟着鲁迅来到东京本乡汤岛二丁目的伏见馆,应声出迎的,是一位名叫乾荣子的日本少女,仅一瞥,就让他受不了:他看到了一双美丽的裸足!这双裸足在清爽的草席上轻盈地跳跃、闪动,使他陷于兴奋与迷乱。周作人后来成为日本文化的俘虏,成为东瀛“人情美”不遗余力的赞美者,极具象征性地包含在这最初的一瞥中。相比之下,郁达夫的遭遇更是令人慨叹,他的留日写作无不涉及“性苦闷”,起因多半与日本人的“混浴”习俗有关。郁达夫将这种苦闷无条件地归结于“弱国子民”的身份,背后其实还有更深刻的中日两性观念的错位。今天可以看得较清楚:是根深蒂固的封建道学与早熟的现代两性解放思想在内心的剧烈冲突,产生了畸形的“性苦闷”,使郁达夫无法以正常的眼光看待日本女子的裸体,因此而备受煎熬。其情形正如小说《空虚》里描写的那样:中国学子在汤山温泉旅馆度假,当夜风雨大作,雷电交加,同旅馆一妙龄少女因害怕而闯进他的房间,要求与他同榻而眠,把他弄得心猿意马,苦闷不堪。风雨停住后少女回自己房间,中国学子立刻躺到少女刚睡过的地方,自我陶醉起来。第二天早上,中国学子去温泉洗浴,正回味昨夜发生的事,突然听见一声娇脆的问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