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嵩之也同时具有这种眼光，从自入仕以後，他几乎一直都呆在襄阳一带，嘉定十六年史嵩之差充京西、湖北路制置司准备差遣。十七年，升干办公事。宝庆三年，主管机宜文字，回襄阳府任通判。
绍定元年，史嵩之在襄阳经理屯田，积谷达六十八万石，成效的确不小。绍定三年，他又在枣阳屯田，并再次获得了成功。史嵩之也因此升官二级，後又因明堂赐恩，史嵩之又被封为鄞县男，理宗还赐以食邑。绍定四年史嵩之以直秘阁、京西转运判官兼提举常平兼安抚制置司参议官。绍定五年，加大理卿兼权刑部侍郎，升制置使兼知襄阳府，赐便宜指挥，成了名副其实的襄阳军政一把手。
史称：他常常密秘将襄阳地理和撤戍增防的机要情况报告给史弥远，於是不到十年就成了襄阳的主帅。史嵩之在襄阳作出了不少具有战略意义的成绩，应当说是史嵩之自己努力的结果。
史嵩之努力经营襄阳显然有他自己的抱负，史嵩之成功经营襄阳也的确显示了他有非凡的才能，他花了很大的精力进行屯田，抓住了最关键的问题，为坚固襄阳的防守备足了粮草和兵马。然后，他耐心地在等待著机会。
端平入洛
机会不负有心人，绍定六年，蒙古窝阔台汗遣使臣王楫南下来到京、湖，与身为京、湖制置使的史嵩之来商议协同攻金的事，并许下诺言，灭金之後将河南地区归宋廷所有。史嵩之便奏报朝廷，请予批准。朝廷经过商议，都以为这一机会不可失掉。于是就应从蒙古的请求，并乘机雪靖康之耻。
於是理宗就命史嵩之回复蒙使，愿出师夹攻金国。经蔡州一战，宋廷刷了会稽之耻，复了齐襄之仇。这其中自然有史嵩之善於用将士的功劳。因此这一战给史嵩之带来了无限的声誉，同时也使理宗看到了史嵩之的非凡才能。
谁知金亡之后，理宗虽然献俘太庙，但蒙古却不践前约，不归还河南地区。根据当时形势判断，宋蒙早晚必有一战，守将赵葵等因此提出了据关守河的策略。
金比南宋强，却被蒙古灭亡，现在蒙古掩有金国之地，它的力量少说是南宋的两倍。以蒙古人的野心，他们想灭南宋也是迟早的事。如果总结一下金蒙战争的经验，那么金所以能与蒙持续几十年，“据关守河”便是据以对峙的资本。如果南宋也能够“据关守河”，就等于与金力量联合，这样与蒙古周旋就具备了起码的资本。所以当“据关阻河，为坚守计”的策略提出后，丞相郑清之表示支持。但这一战略实在关系到南宋的存亡，于是就拿到朝堂来进行讨论，这时参知政事乔行简及其盟友几乎一致表示反对。乔行简主和是一贯的，但其实这次反对“据关阻河”，更多的出于乔行简个人的因素，他早有结盟取代郑清之的企图。端平开政以来，乔行简及其盟友就一直暗中掣肘，或公开反对的。当时为解决楮币和财政危机，郑清之实行“履亩而税”，而乔行简则马上就以此策使“小民受害”为由，提出了“称提”政策。史称“换楮一策，虽出於枢臣(乔行简)之寡谋，而清之不能夺其议。”乔行简结盟十分广泛，包括朝中的四明人，他“欲用袁韶以快其报复之志……布置宾客，络绎京师……兴论造谤，交结左右，转以上闻，谓非行简不足以为相，非袁韶不足以辅之，而訾清之为果不足用也……今涂人之论皆谓小人之谗清之而举行简也，意不在行简而专在袁韶”。乔行简与袁韶合谋相位是明显的，当时乔行简地位仅次於郑清之，现在在据关守河问题上，他终于与郑清之的貌合神离走到了分道扬镳。
由于理宗亲自决策，朝廷最终商议发兵入洛。但发兵入洛能否成功实施，京湖制置使的史嵩之成了关键人物，当朝廷把这一决定告诉史嵩之时，他坚决反对，并上书六条，力陈非策;在两淮军出动之後，理宗以兵部尚书的职位来诱惑他参加，竟也被他一口回绝!
由於史嵩之在襄阳经营了十年，而且颇有用心，在军队中的作用力和影响根深蒂固。京湖离三京最近，进兵最方便，後勤补给也容易解决，同时京湖不稳必然有碍於兵进三京。如果撤了史嵩之京湖制置使一职会如何呢!新任一时必然会难以控制京湖局面，对发兵入洛不会有利。理宗、郑清之觉得，史嵩之还不至於到了置大宋生死於不顾这种地步!他们觉得史嵩之是个重“事功”的人，没有实权给他是休想其有作为的，於是最终还是把端平入洛督粮草这一至关战役的大任交给了史嵩之。
朝廷诏令嵩之筹画粮饷，嵩之又上奏说：臣熟虑根本，周思利害，甘受迟钝之讥，思出万全之计。荆襄连年水潦螟蝗之灾，饥馑流亡之患，极力振救，尚不聊生，徵调既繁，夫岂堪命?其势必至於主户弃业以逃亡，役夫中道而窜逸，无归之民，聚而为盗，饥馑之卒，未战先溃。当此之际，正恐重贻宵旰之虑矣。兵民，陛下之兵民也，片纸调发，东西惟命。然事关根本，愿计其成，必计其败，既虑其始，必虑其终，谨而审之，与二三大臣深计而熟图之。若夫和好之与进取，决不两立。臣受任守边，适当事会交至之冲，议论纷纭之际。雷同和附，以致误国，其罪当诛;确守不移之愚，上迕丁宁之旨，罪亦当诛。迕旨则止於一身，误国则及天下。
史嵩之所说是实情，也有藉口。史嵩之在襄阳十几年，主要功绩在于经理屯田。至绍定元年，史嵩之已积谷六十八万石。去年冬天还给围攻蔡州的蒙古军运去三十万石军粮，今年夏天就没法给开封，洛阳提供军粮了么?既然朝廷已经决策，丞相郑清之以为必须同心协力，一致对外，于是就写信给史嵩之，叫他“勿为异同”。史嵩之还是力求辞去此职，但最终勉强地接受了这一职务。
事实上，史嵩之找藉口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从其个性而论，他是不愿意给人做嫁衣裳的。据关守河的策略是守将赵葵等提出的，如果成功了，无论怎样，头功自然不会落在史嵩之的头上。更何况史嵩之素来不愿与淮东制置使赵葵合作。二是自弥远去世后，史氏家族虽然在各方面还是受到优待，得到重用的。但相比之下，史家受到的优待，得到的重用，与弥远在相位时就大相径庭了。当时郑清之为弥合朝廷裂痕，达到和谐团结，召还了真德秀、魏了翁、游似、洪谘夔、李宗勉、杜范等不愿与史弥远合作的名贤，这些名贤涵盖了朱学、陆学、吕学三个学派的人士，由他们共同来执政，朝堂一时出现振兴气象，被称为“小元祐”。但这一做法显然反史弥远所为，彻底改变了史弥远执政时期“满朝紫衣贵，尽是四明人”的局面。郑清之这种出于内外政治需要的与各学派人士主动示好的策略，一定程度上冷落了四明人，在“小元祐”的朝堂没有一个四明人，(端平二年才算让四明人陈卓入朝任参知政事)。结果郑清之不仅既得罪了四明人，也没有达到弥合朝廷裂痕的目的，相反，这些召还的名贤尤其是朱学人士杜范等人因曾得益于乔行简的提拔，便很快就与乔行简成了结盟，并帮助乔行简谋相以取代郑清之。在史嵩之看来这就是“迂缓这一套”。因此想复兴史氏家族，恢复四明人的地位，史嵩之觉得只能靠他自己了。这是史嵩之不愿同郑清之携手协同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