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样，据关守河的策略还是按计划实施了。端平元年六月全子才帅前部进入汴京，接著权兵部尚书，京河制置使兼淮东制置使赵葵率领淮东军主力也赶到汴京。赵葵一见面就责问全子才说：“我辈始谋据关守河，今以抵汴半月，不急趋洛阳、潼关，何待耶?”全子才以实情相告：粮饷未集，无法进兵。按照宋军原来的战略部署，部队确实应该直扑洛阳、潼关，完成对蒙军的战略防线。但是现实情况是根本无法出兵!饿着肚子的军队就算到了潼关又能怎么样呢?能顶得住蒙古人的突击吗?但是，这时赵葵却根本没有办法考虑这些。他将远道而来的好几支队伍硬行编成两个队，分别由徐敏子、杨义指挥，由于粮草不足，赵葵强令各军只带五日粮出发，即使这样，粮食仍然不敷分配，只好让各军陆续起发。
徐敏子整军开入洛阳的第二天，军需官报告军中携带的五日军粮已经在过去的八天里吃完了，部队就开始了“采篙和面作饼而食之”。而当天夜里，杨义指挥的庐州强勇一万五千余人行军至龙门，突然遭到蒙军骁将刘亨安部的伏击，全军覆没了。这对徐敏子和宋军的将士来说，不啻是一声晴空霹雳，因为它不仅意味着宋军将得不到增援和补给，而且还说明蒙军主力已经形成了对洛阳宋军的合围态势。
于是宋蒙龙门一战中出现了这样的情景：在一马平川的中原大地上，一支筋疲力尽、饥肠辘辘的步兵在撤退，而无数剽悍的蒙古骑兵在后面不停的追杀!蒙军追奔数百里，杀伤宋军十之八九。宋将樊显、张迪等人战死，徐敏子身中流矢，受了重伤，战马又被射死，只得步行从小路突围。他一路上收集溃散兵将三百余人，吃了二日桑叶，七日入梨蕨才得以生还。
蒙古军取得龙门之战的胜利后，乘势派先锋抵达洛阳城下扎营。在一般的情况下，宋军会毫无疑问地固守待援，用一万三千精兵守御洛阳坚城，凭着宋军善守，蒙古人想拿下洛阳还真的要费些功夫。但此刻却不同，宋军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没有救兵倒也罢了，没有粮草如何坚守?徐敏子召集诸将，议来议去，最终也只有回师一词。这样一群饥兵疲卒在强敌窥视之下回师，真是谈何容易!但是，这却是宋军的唯一生路。
从随军幕府日记中可知：达洛阳的宋军的粮食只剩下五天，部队被迫以蒿草作饼充饥。实际上，在饥饿的条件下，宋军在与蒙古军作战时表现仍然很英勇顽强，只因为粮草不济而被迫退出。不说别的，就是进入洛阳的徐敏子军，如果有足够的粮食坚守洛阳的话，以他们表现出来的善战，蒙古人恐怕很难讨得了好去。
原来朝廷屡令史嵩之发粮，可是史嵩之就是置之不理，无奈之下，只得从两淮千里迢迢的转运粮食。中原地区缺粮是一把双刃剑，蒙军击破入洛宋军之后就因为缺粮而不得不暂时退回河北。因此，当时只要宋军能在三京多少积存一点军粮，坚守几天，蒙军就会自退。可惜宋军乏粮，万不能空腹从戎，也只好弃洛退归。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端平入洛以宋军入洛的精锐之师近三万全军覆没，三京再次丢弃而告终。
接下来是理宗下诏追究责任：“赵葵与全子才各削一秩，余将亦贬秩有差。郑清之力辞执政，优诏慰留。史嵩之亦上疏求去，嵩之不肯转饷，罪尤甚于清之，准令免职。”但一切为时已晚。
入朝拜相
纵观据关守河的失败，不能说与乔行简及其盟友的反对与史嵩之等人的不作为、不合作全然没有关系。
在整个入洛之役中宋军将帅违旨的确成风!四川制置使赵彦呐似乎完全在听从史嵩之的指挥!关键时丞相郑清之让他出兵支援入洛之师，赵彦呐就是不听从。端平二年，蒙古兵自凤州进至西川之西池谷向沔州进军。制置使赵彦呐主张退守大安，当时的沔州知州高稼认为守沔蜀存，弃沔蜀亡，坚决反对退守大安，他对赵彦呐说：“今日之事，有进无退，能进据险地，以身捍蜀，敌有后顾，必不能深入，若仓皇召兵，退守内地，敌长驱而前，蜀事去矣。”赵彦呐说：“这也是我的想法。”表示愿与高稼一起守沔州。谁知，到临战时，赵彦呐早就撤兵逃走，高稼只得独自守沔州，蒙古兵骑四边围集过来，高稼英勇就义。后来赵彦呐死了，史嵩之马上就收养了他的儿子。史嵩之与郑清之总是相悖。清之惩治了贪污、弃城的郑损，嘉熙四年，史嵩之为相即上奏，想恢复郑损的原来官位。表现在两人观点的截然不同。后因直舍人院程公许上奏说：“损撤关外五州重屯，移之内郡，则丁西蜀祸，损实为之。使损官可复，不知千亿万之赤子死者可复生乎!”乃使理宗下诏收回成命。前汉川路运判吴申上奏谈川蜀地区的事，理宗感慨而痛心地说：“蜀从前亦委寄非人。”吴申说：“弃边郡不守，郑损也;忌忠勇而不救，赵彦呐也。”
人们惯以成败论英雄，郑清之不但因此遭受了最严厉的打击，而且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其实南宋的窘境和灭亡不在于是否据关守河，而在于据关守河未能成功，“后世以成败论功名，遂以贪功冒进罪之，恐亦非至公之论也。”
端平二年，蒙古窝阔台汗命将南征，兵分三路，分别自江淮、荆襄、四川发起大规模进攻。宋军抗战形势仍如“常山蛇势”，东西呼应：东恃江淮、中拒江汉、西恃秦巴山地。宋廷以荆襄战区为抗战重点，配以重兵，除在唐、邓一带屯田备边外，又以孟珙为襄阳都统制，训练精锐之卒，分屯樊城、新野和唐、邓之间。蒙古军遭到了宋军顽强的抵抗，迟迟打不开局面。
端平三年三月，宋襄阳北平主将王旻以襄阳降于蒙古。一方重镇，未经战斗，即为蒙古所有，此事在荆襄乃至整个宋廷造成极大的震动。郑清之因此去位，朝廷诏不来崔与之，于是在乔行简同盟的推动下，理宗就以乔行简为相。这时的理宗一心想达成和议，以求苟安。他派史嵩之任淮西制置使去前线督战，史嵩之把督府设在远离战场的鄂州，放弃了战略要地淮西，并力主和议。遭到大臣李宗勉的批评，他说：“如果一位主将，整天以和字放在心上，势必处处退却，不敢向前，亦将遭来祸患。”史嵩之力主和议，起居舍人袁甫说：“我与史嵩之是同乡，但却未曾瞭解他;然而史嵩之的父亲史弥忠，则与我是老朋友。史嵩之轻易说主和，史弥忠每次都会告戒他不要轻易说主和。现在朝廷甘心用父子不同心的人，我以为问题不只是史嵩之太轻易说主和，还在于朝廷也未免用人太轻易了。”监察御史王遂说：“史嵩之本不知兵，矜功自侈，谋身诡秘，欺君误国，留之襄阳一日，则有一日之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