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嵩之(1189年—1257年10月6日) ，字子由，一作子申，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南宋大臣，尚书右仆射史浩之孙、右丞相史弥远之侄。
嘉定十三年(1220年)进士，调光化军司户参军。后任襄阳户曹，历任襄阳通判、京湖制置使、参知政事等要职，嘉熙四年三月，入朝拜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两淮四川京湖军马(两淮、四川、京湖是当时南宋三大军区，集中了南宋最精锐的部队)。淳祐四年(1244年)，遭父丧，夺情起复，因主和议，为公论所不容，闲居十三年。宝祐五年(1257年)卒，赠少师、安德军节度使，追封鲁国公，谥号“庄肃”。德祐初年夺谥。著有《野乐编》，已佚。《全宋诗》录其诗。
后世对史嵩之褒贬不一，他被认为是一个有才能的人、功勋显赫，但同时又被认为是一个追求权力、专横独断之人。
南宋大臣史嵩之生平简介
早年经历
史嵩之年少时风流倜傥，曾在东钱湖梨花山读书，他所接受的是陆学与吕学中的事功学。史嵩之行事果断，似乎更喜欢事功学，而不喜欢甚至厌恶朱学人士的迂缓这一套。一次他与内弟陈埙讲学在山寺，山寺的僧人讨厌他，史嵩之很恼怒，当夜就焚烧其庐而去。
史嵩之与陈埙从小一起长大，他俩的才气都曾深得丞相史弥远的赏识与喜欢，但对於史弥远的关爱，他们却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嘉定十年陈埙中进士，他在省试时名列第一。所以身为舅舅的史弥远就高兴地对陈埙说：“省元是几千人中第一，状元是一百人中第一，让省元初授堂除教授，应当从你开始。”然而陈埙却不领史弥远这个情，他说：“庙堂上的议论十分尖锐，这种事从我陈埙开始，能够没有嫌疑吗?”陈埙颇如同他的高祖陈禾，最看重的是人的气节而轻视名利，因此他耿直一生，得到了士大夫的高度评价。
史嵩之呢，虽与陈埙一起成长，但他的志向和处世与陈埙不相同，他注重功利，希望能建功立业，为了达到目标，他可以使尽手段，这也是他遭人唾弃的一个重要原因。
出仕为官
应当说史嵩之是一个既有远谋，又能干事的人。嘉定十三年史嵩之中进士，调任光化军司户参军。不久，身为从叔的史弥远问史嵩之说：“给你换一个新的职位，你想去哪里?”史嵩之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希望能到襄(阳)汉(水)一带去做官。”弥远听了很高兴地答应了。襄阳地处在汉水中游南岸，与北岸的樊城相呼应，是扼守长江的屏障，其在南宋的地位至关重要，完全可以用咽喉来作比喻。然而史弥远虽然在相位日很久了，却其实并不知襄汉的表里。
史嵩之似乎对荆襄地区作过比较深入的研究，知道这一地方对南宋的重要性。所以当史弥远问他时，他便能马上作出去襄汉的肯定回答。
的确南宋立足东南，不能不恃荆襄为上游屏障。自古以来，没有丢失荆襄而能保东南的，相比而言，南宋如果没有四川还可以立国，但如果没有了湖北襄阳，那麼南宋就无法立国了。在南宋与金对峙之际，站在南宋，从军事角上看，荆襄上游的意义甚至还超过了两淮。所谓“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荆襄不仅在与金人抗衡上可以作为屏障，即使就南宋内部而言，荆襄也每每可能成为一个隐患。“据上游之势”的荆襄地区可以给下游的建康、临安构成很大的压力。东晋南朝时期，据荆襄上游称兵反建康的比比皆是。可见荆襄既有对上游的屏障作用，又有对下游的消极意义。这种双重特性都足说明它在南宋政府中的权重。
於是即调史嵩之为襄阳户曹，遂了史嵩之的心愿。
经营襄阳
南宋如果想向北方进取或抵御北方的进逼，势必重视襄阳的经营。经营好襄阳，足以协凋整个战线。岳飞、吴拱等都曾藉襄阳而有所作为。
史嵩之精明地意识到了荆襄的地位，他希望从基层立身，从这一重要的地方做起，这就足以证明他所具有的谋略与雄心了。
襄阳所处的南阳盆地具有东西伸展、南北交汇的特点。无论是东西之争，还是南北之争，南阳盆地都是必争之地。襄阳地处南阳盆地的南部，依托湖北，通过汉水和长江，东连吴会，西通巴蜀;由南阳盆地，可以北出中原，可以西入关中，还可经汉中而联络陇西。南北对抗时，南方的军事防御线东西延绵三四千里，襄阳便处在这条漫长战线的东南段与西北段之间的连接点上。因此，襄阳虽然是作为湖北境内的一大重心，但实际上已超出了局部地域性而具有了全域性的意义。所以说：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作为一方重镇，襄阳的地位具有全域性的意义。
就宋金对峙的现实看，金人自东北方向而来，其战争策源地远在辽东。自关陇、荆襄至东南这条西北-东南向的斜线与金兵打击方向即东北-西南向的斜线相垂直，再加上山河之险，可确保南宋王朝暂时规避在金人打击的锋锐之外。这条斜线延绵数千里，联系纽带是长江和汉水，长江东连吴会，西通巴蜀，荆襄居其中。汉水自汉口上溯，远达甘肃东南边缘，是为关陇与东南联系的捷径，襄阳处在这条联系线的衔接部位。这样，襄阳在南宋国防线上的重要地位实是不言自明。如果说自关陇至东南这条国防线犹如一条巨大的弓弦的话，那麼，自襄阳出兵北进便属如箭在弦。其势能之大，无可言喻。
可见对襄阳经营的是否得当，足以决定其在战略上是主动还是被动。李纲、陈亮等人也曾建议当政者经营襄阳，收复中原。淳熙年，陈亮上书宋孝宗，建议经营荆襄以图恢复中原。其论荆襄地区之形势曰：“(荆襄之地)东通吴会，西连巴蜀，南极湖湘，北控关洛，左右伸缩，皆足为进取之机。今诚能开垦其地，洗濯其人，以发洩其气而用之，使足以接关洛之气，则可以争衡於中国矣。”
陈亮还以为齐、秦二地犹如两臂，“必先东举齐，西举秦，则大河以南，长淮以北，固吾腹中物。”然而当时齐、秦两地为金人所据，金人重戍齐、秦而缓于荆襄，则南宋经营好荆襄实可维持一种可攻可守的态势：若金人攻淮南，则宋兵自荆襄北出，趋金兵之後，可减轻淮南方面的压力;若金人以重点压荆襄，则以东西两面之军牵制其後;若时机成熟，令荆襄之兵北上，持重缓进，示形于唐、邓之间，金人必回兵增戍河南，如此则金人齐、秦二地之势分;齐、秦二地之势分，则可以四川之军北攻关陇，以水师经海道与山东豪杰配合以取山东。这样，以荆襄与东西两翼之军配合，无论战争形势如何变化，都可使南宋保持战争的主动权。陈亮经营荆襄的建议，可谓独具慧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