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在其统治后期宠重和珅，当为人尽皆知的故事。他先后任命和珅为军机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领侍卫内大臣、步军统领和吏、户、兵三部尚书等官职，秉政达二十余年之久。乾隆后期的政治受到和珅的诸多影响。
据记载：“时和公相，声威赫奕，欲令天下督抚皆奔走其门下以为快。”“一时，贵位无不仰其鼻息，视之如泰山之安”，或“恃为奥援”极力攀附之。故而，随着和珅官职与官位的不断加升，其家也开始门庭若市。有人形象地描述道：“和相当国，一时朝士若骛，和每日入署，士大夫之善奔走者皆立伺道左，唯恐后期，时称为‘补子胡同’。”补子是官服，说的是官员奔竞结交和珅的丑态，而时风可见一斑。至于官员走和珅门径的具体情形，嘉庆时查办的两淮盐政徵瑞行贿案可以说明一定的问题。两淮盐政是一肥缺，为了保住此缺，徵瑞供称：他于嘉庆元年(1796)，和珅妻故逝时，馈银二十万两，“彼时和珅意存见少，欲伊增至四十万，是以未收。而从前曾送过和珅二十万，当经收受。此外和珅交办缎匹物件等项，并奇巧之物，不可胜计”。
和珅婪赃纳贿，直接导致了两个后果：其一，官员在政治目的与利益的驱使下，或自上索贿，导致下官搜刮民脂民膏;或监守自盗，亏空国帑。其二，上行下效。和珅恣意贪婪，官吏争相效尤，有恃无恐。故乾隆后期的贪污大案，凡情节严重、手段卑劣者，多与和珅有关。
和珅为了满足乾隆帝的挥霍欲望，还挖空心思，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推出“议罪银”制度，规定凡官员坐罪，可以通过缴纳银两的方式得到豁免或减轻处罚，议罪银所得款项均入内务府各库，它增加了皇室的收入。然而，官员的贪污行径更加肆无忌惮，有人在缴纳议罪银后旋即再去婪脏索贿，形成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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