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懂天学且有史料证据的帝王，据我所知仅二人而已，一是清康熙帝，二是梁朝开国之君梁武帝萧衍(公元464～549年)。二人之学又有不同，康熙从欧洲耶稣会士那里学的基本上是今天被称为“天文学”的知识，而梁武帝所懂的才是“正宗”的中国传统天学——天文星占之学。
奇特的《梁书·武帝纪》
在历代官史的帝王传记中，《梁书·武帝纪》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一篇——星占学色彩极为浓厚。其中结合史事，记载天象凡14种57次。官史其他帝纪中，不但南朝诸帝，即使上至两汉，下迄隋唐，皆未有记载如此之多天象者。这些天象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老人星见”，竟出现了34次。
老人星即船底座α，为南天0等亮星。公元530年时其坐标为：赤经87。90°，赤纬-52。43°;黄经84。70°，黄纬-76。02°——这不是一颗北半球常年可见的恒星。史臣在《武帝纪》中反复记载“老人星见”，寓意只能从中国传统星占理论中索解。《开元占经》卷六十八“石氏外官·老人星占二十九”述老人星之星占意义极为详备，最典型的如：“王政和平，则老人星临其国，万民寿。”在中国传统星占学体系中，“老人星见”是很少几种安祥和平的吉庆天象之一。
《梁书·武帝纪》中的天象记录，从梁武帝即位第四年开始，至他困死台城而止。在他统治比较稳定且能维持表面上的歌舞升平之时，“老人星见”的记录不断出现。而他接纳侯景的太清元年——公元547年，是为梁朝战乱破亡之始，出现的天象记录却是“白虹贯日”;此后更是只有“太白昼见”和“荧惑守心”，皆大凶之象。可见这是一篇严格按照中国古代星占学理论精心结撰的传记。
史臣为何要为梁武帝作如此一篇奇特传记呢?
对印度佛教天学的极度痴迷
梁武帝在位48年，绝大部分时间可算“海晏河清”，梁朝虽偏安江左，但仍能在相当程度上以华夏文化正统的继承者自居。大约在普通六年(公元525年)前后，梁武帝忽发奇想，在长春殿召集群臣开学术研讨会，主题居然是讨论宇宙模型!这在历代帝王中也可算绝无仅有之事。
这个御前学术研讨会，并无各抒己见自由研讨的氛围，《隋书·天文志》说梁武帝是“盖立新意，以排浑天之论而已”，实际上是梁武帝个人学术观点的发布会。他一上来就用一大段夸张的铺陈将别的宇宙学说全然否定：“自古以来谈天者多矣，皆是不识天象，各随意造。家执所说，人著异见，非直毫厘之差，盖实千里之谬。”这番发言的记录保存在唐代《开元占经》卷一中。此时“浑天说”早已在中国被绝大多数天学家接受，梁武帝并无任何证据就断然将它否定，若非挟帝王之尊，实在难以服人。而梁武帝自己所主张的宇宙模型，则是中土传统天学难以想象的：
四大海之外，有金刚山，一名铁围山。金刚山北又有黑山，日月循山而转，周回四面，一昼一夜，围绕环匝。于南则现，在北则隐;冬则阳降而下，夏则阳升而高;高则日长，下则日短。寒暑昏明，皆由此作。
梁武帝此说，实有所本——正是古代印度宇宙模式之见于佛经中者。现代学者相信，这种宇宙学说还可以追溯到古代印度教的圣典《往世书》，而《往世书》中的宇宙学说又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1000年的吠陀时代。
召开一个御前学术观点发布会，梁武帝认为还远远不够，他的第二个重要举措是为这个印度宇宙在尘世建造一个模型——同泰寺。同泰寺现已不存，但遥想在杜牧诗句“南朝四百八十寺”中，必是极为引人注目的。关于同泰寺的详细记载见《建康实录》卷十七“高祖武皇帝”，其中说“东南有璇玑殿，殿外积石种树为山，有盖天仪，激水随滴而转”。以前学者大多关注梁武帝在此寺舍身一事，但日本学者山田庆儿曾指出，同泰寺之建构，实为摹拟佛教宇宙。
“盖天仪”之名，在中国传统天学仪器中从未见过。但“盖天”是《周髀算经》中盖天学说的专有名词，《隋书·天文志》说梁武帝长春殿讲义“全同《周髀》之文”，前人颇感疑惑。我多年前曾著文考证，证明《周髀算经》中的宇宙模型很可能正是来自印度的。故“盖天仪”当是印度佛教宇宙之演示仪器。事实上，整个同泰寺就是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盖天仪”，是梁武帝供奉在佛前的一个巨型礼物。
梁武帝在同泰寺“舍身”(将自己献给该寺，等于在该寺出家)不止一次，当时帝王舍身佛寺，并非梁武帝所独有，稍后陈武帝、陈后主等皆曾舍身佛寺。这看来更象是某种象征性的仪式，非“敝屣万乘”之谓。也有人说是梁武帝变相给同泰寺送钱，因为每次“舍身”后都由群臣“赎回”。
合理之处，但实际原因却是因梁武帝极度倾慕佛教中所说佛国君王的作息时间，自己身体力行，还要全国臣民从之。梁朝之后，各朝又恢复了百刻制。直到明末清初，西洋民用计时制度传入中国，一昼夜为24小时，与中国的十二时辰制度也相匹配，于是梁武帝的96刻制又被启用。到今天，一小时4刻，一昼夜恰为96刻，亦可谓梁武旧制了。
成也天学，败也天学
古代中国传统政治观念中，天学与王权密不可分——天学是与上天沟通、秉承天命、窥知天意最重要的手段;而能与上天沟通者才具有为王的资格。
萧衍本人通晓天学，《梁书·武帝纪》说他“阴阳纬候，卜筮占决，并悉称善”。《梁书·张弘策传》记萧衍早年酒后向张弘策透露自己夺取齐朝政权的野心，就是先讲了一通星占，结果张弘策当场向他表示效忠，后来果然成为梁朝开国元勋。萧衍在进行起兵动员时，自比周武王，也以星占说事：“今太白出西方，仗义而动，天时人谋，有何不利?”在中国古代星占理论中，金星(太白)总是与用兵有密切关系，如《汉书·天文志》有“太白经天，天下革，民更王”之说。故萧衍之言，从星占学角度来说是相当“专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