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樊战役始于建安廿四年7月，终于是年12月底，首尾凡半年。战役的转折点是在10月，即东吴背盟、吕子明白衣渡江，兵不血刃夺取荆州。关羽败走麦城，突围至临沮被吴兵擒杀是在12月，这也就是说关羽的失败过程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令人费解的是，难道在这么久的时间内，刘备、诸葛亮对整个战役急转直下的形势竟然一无所闻?难道关羽和蜀汉统帅部、大本营就完全失去了联络?难道蜀汉这个刚刚建立的新兴政权的情报部门就全部失灵，完全瘫痪?按照一般的军事常识，襄樊战役打响后，魏蜀吴三方都应该把注意力、聚焦点全部集中于荆州战场。蜀汉益州地区在没有受到吴、魏任何威胁的情况下，绝不可能对荆州的战况置若罔闻，作壁上观。必须指出的是，秦汉三国时期，军队中已建立起相当完善的军事情报系统。史家也对此作过系统研究。东汉时期，军中负责通报战况，从事情报和信息搜集工作的专职人员，称之为“斥堠”，在小说《三国演义》中称为“细作”。魏、吴二国对情报工作相当重视，蜀汉也不例外。例如，刘备在攻取汉中后，为了加强成都与汉中前线的通讯联络，“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刘备伐吴时，沿途派出许多“斥堠”，以保证前方和后方之间的联络畅通无阻。
当然，我们也可假设吕蒙攻陷江陵、公安后，严密封锁消息，关羽的荆州军卒全被俘获，无一人漏网逃回成都报信。但问题是，东吴为了扩大战果，又遣陆逊相继攻克蜀汉的宜都、秭归、枝江、夷道等城，孙吴的疆域已拓展至蜀汉边境的永安，即白帝城。在吴军凌厉的攻势下，“汉中王刘备所置宜都太守樊友”弃城而逃，奔回成都，“诸城长吏及蛮夷君长皆降”。毋庸置疑，刘备、诸葛亮此时对荆州的战况已基本清楚，只是关羽生死如何，尚不得而知。《三国志·陆逊传》明确记载宜都失守的时间是在“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距离关羽被擒还有一个月。
网络配图
笔者认为，如果这时刘、葛即刻发兵，日夜兼程去营救关羽，或许还有机会，即使未能达到目的，救兵未及赶到，而关羽已遭不幸，刘、葛在此事上的处理总算还在情理之中。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如果连“人谋”也不尽，那又能作何解释呢?问题是，陈寿所撰的《三国志》及裴注中均无只字片语涉及到刘、葛商议发兵营救关羽的记载，这当然引起了后人的困惑。章太炎作为近代的国学大师以学术功底深厚，治学严谨而著称，他在《訄书》中提出的“葛氏假手于吴人，以陨关羽之命”的见解虽然仅是猜测，但确实很有道理，绝非是无稽之谈。
已故著名史学家方诗铭先生袭用了章太炎的观点，但他却认为不是诸葛亮要除去关羽，而是刘备要翦锄关羽。其理由是关羽骄横跋扈，“不但易代(即刘备死后)之后将难于控制，即刘备健在之时也感到没有把握”。由此可见，章氏观点已为治三国史专家所接受，只不过是检讨刘、葛二人中是谁要借刀杀关羽。笔者认为，撇开世人皆知的“桃园结义”不论，《三国志·关羽传》明确记载，刘、关、张三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关、张追“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他们对刘备忠心不贰，义贯神明。同样，刘备对关、张的手足之情亦是感天地，泣鬼神的。关羽死后，刘备深恨养子刘封，竟不顾昔日父子之情而将其处死。备称帝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以倾国之师伐吴报仇。群臣分析利害，极力劝谏，备盛怒不从。最后在伐吴失利、不能为关羽复仇的痛苦中含恨而死。大量事实表明，方先生的见解是经不起推敲的，所以，章氏的观点虽然大胆，但却能言之成理。
笔者在“诸葛亮择主”一文中曾经剖析了关羽与诸葛亮的矛盾，这里再略作补充。其实，羽、葛之间不仅有争夺权力的暗斗，更重要的是他们对蜀汉争夺天下的政治与外交主张截然不同。联吴抗魏是诸葛亮外交战略的核心，“不交吴，则内掣于吴而北伐不振”[9]。诸葛亮为“交吴”而呕心沥血，成为其一以贯之、至死不渝的外交政策。但关羽却丝毫不能理解诸葛亮的良苦用心，他在联吴抗魏的大政方针上处处与诸葛亮作对。他辱骂孙权为“狢子”(意谓禽兽)，还露骨地表示：“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邪!”言下之意，他一旦攻克樊城，立即就要移师灭吴。由此足见，关羽的所作所为完全破坏了诸葛亮《隆中对》的战略方针。所以，章太炎指出诸葛亮如不除去关羽，则必“将掣挠吾大政”。王夫之不愧为大史学家，他说：“欲合孙氏于昭烈以共图中原者，鲁肃也，欲合昭烈于孙氏以共拒曹操者，诸葛孔明也，二子者守之终身而不易。盖吴则周瑜、吕蒙乱子敬之谋，蜀则关羽、张飞破诸葛之策。”[10]又说，赤壁之战，羽未有寸箭之功，“羽于是以忌诸葛者忌肃，因之忌吴，而葛、鲁之成谋，遂为之灭裂而不可复收。”[11]船山先生的分析何其精辟，不由人不喟然叹服!既然关羽已成为诸葛亮联吴抗魏战略方针上的绊脚石，葛氏假吴人之手将其翦锄也就不是毫无道理的事，我们又何必为之惊讶呢!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