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承宗(1563一1638年)，字稚绳，号恺阳，河北高阳人，他是明末最重要的军事领袖之一。包括袁崇焕在内的大批将领都是经他一手提拔而成长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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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承宗长相奇特，“铁面剑眉，须髯戟张”，明万历六年(1578年)中秀才，年仅16岁。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孙承宗到北京入国子监学习，次年中举。后随大同巡抚房守士随行赴任，得以一窥边疆形势。大同是当时明朝的边城重镇，孙承宗 “杖剑游塞下，从飞狐(河北涞源北飞狐关)、拒马间直走白登(山西大同东)。又从纥干(山西大同东纥真山)、青波(河北清河)故道南下，结纳其豪杰，与戍将老卒，周行边垒，访问要害阨塞，相与解裘马，贳酒高歌。用是以晓畅虏情，通知边事本末”。为日后的成长打下坚实基础。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孙承宗中进士第二名，入翰林十年。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充日讲官，辅导太子朱常洛学习，即后来的明泰昌皇帝。泰昌帝继位仅一月而亡。泰昌帝年仅16岁的儿子明天启皇帝朱由校继位，孙承宗继而就做天启帝的老师。凭借帝师之尊位，孙承宗进入了明朝后期政治权力的中心。
孙承宗还还创造性地将战车、舰船和火器结合在一起，创建了以热兵器为主要杀伤手段的十二车营和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支以火器为主要装备的海军，组建了从海上登陆作战的两栖部队，并撰写了专门论述火器车战战术技术的军事著作《车营百八叩》。
孙承宗位高权重，遭到阉党魏忠贤的排挤。起初，魏忠贤一心拉笼孙承宗，进行过多次试探，但均遭到拒绝，由此怀恨在心。天启四年(1624)十一月，孙承宗西巡至蓟、昌，请入朝贺万寿节(皇帝生日)，并面奏机宜。魏忠贤得知，恐其拥兵“清君侧”，大惧，“绕御床哭，上亦为心动”，当即命内阁拟旨，以“无旨擅离信地，非祖宗法”为名，令其返关。孙承宗只好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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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五年，山海关总兵马世龙误信自后金逃归的“降虏生员”刘伯镪的话，派兵渡柳河，中伏遭败。阉党借口马世龙损失马匹六百七十匹、甲胄等军用物资，围攻马世龙，并参劾孙承宗。孙承宗连上二疏，自请罢官。
孙承宗辞职后，兵部尚书高第出任辽东经略。高第不懂军事，到任后一反孙承宗的部署，下令拆撤宁锦防线。结果关外驻防将士除镇守宁远的袁崇焕拒不从命外，其他诸城均撤一空，孙承宗数年心血毁于一旦。由于袁崇焕等人的抗命，才取得了“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
崇祯二年(1629)，皇太极率军避开宁锦，绕道内蒙，从喜峰口突入塞内，相继攻陷遵化、迂安、滦州、永平，直指北京。袁崇焕因此下狱被杀，明军军心涣散，将士东归。在危难之际，明廷再次起用孙承宗，“诏以原官兼兵部尚书守通州”，统筹全局。
孙承宗首先安定军心，协调各路军队，联合行动，取得“遵永大捷”，并于崇祯三年(1630)五月将后金军驱逐出关。孙承宗再任辽东经略后，仍坚持以积极防御为主的方针，继续加强宁锦防线，决心重筑被高第毁弃的大凌河、右屯二城。
崇祯四年(1631)七月，令祖大寿等率兵四千守大凌河，又征发一万四千人筑城。八月六日，动工筑城才二十天左右，大凌河城墙刚刚修完，后金突然兵归城下，并于当天开始围城，明军仓促闭门拒战。但宁远巡抚邱禾嘉“屡易师期，伟与襄又不相能，遂大败于长山”。至十月，大凌河已被围三月，守军粮尽援绝，祖大寿假降奔还锦州，“城复被毁”。孙承宗连疏引疾，求退。崇祯帝为平息朝议，准其归籍，孙承宗第二次被排挤下台。
天启二年(1622年)，孙承宗升任为礼部右侍郎。后广宁丢失，辽东经略熊廷弼被撤职，孙承宗以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上任。因与辽东新经略王在晋意见不同，孙承宗既因此自请行边，提出了坚守宁远，以与觉华岛守军互为犄角、遥相呼应的战略计划，即“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战略方针。
孙承宗还招募组训十几万辽军，选拔培养了如袁崇焕、马世龙等一批优秀文武将领，恢复失地四百余里，修筑大城九座，小城堡四十余座，屯田五千多顷，安置战争难民近百万，逼迫努尔哈赤后退七百里。这道坚固的关(山海关)宁(远)锦(州)防线，成为后金骑兵不可逾越的障碍。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始终都没能完全打破这道防线。在屡次碰壁之后，迫使他们望宁远而却步。这道防线不仅确保了山海关免受攻击，而且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间，基本上稳定了辽西走廊的战局，为后来的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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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明朝的拉锯战中，皇太极认识到“直取北京，朕意以为不可。取北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他多次派兵绕道，对明朝内地进行攻击。1632年，征林丹汗后奔袭山西大同、宣府;
1636年，佯攻锦州，阿济格绕北京，攻保定以南12城，凡56战，俘18万，耗时25天。清军还入独石口，毁熹宗德陵，经西山走良乡，过沙河、清河，房山、迁安、雄县、定州、香河、顺义。兵部尚书张凤冀引咎自杀。
1638年，多尔衮越过长城，攻河北，下济南，俘明德王朱由枢，陷58城，俘虏46万。密云总督战死，过迁安、丰润，下涿州，分兵八路扫荡。陷济南后经天津卫过运河东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