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赤壁之战之后，孙刘两家开始了暗中的较量，最终以刘备谋夺荆州而告终，在整个过程中，各方又进行了哪些博弈？孙权为何答应给刘备荆州呢？
赤壁之战期间，孙、刘联军以弱胜强，大败曹军水师于长江中游地区，迫使本已控制南郡的曹操势力不得不放弃南下及东进之战略意图，据守襄阳。当曹操北归之后，围绕着当时荆州南郡所在地江陵城的归属问题，孙刘两家随即展开了一系列的角逐，由此使得刘备关于向孙权“借荆州”的举措，成为这一阶段直接影响到三国鼎立局面形成的焦点所在。所以，在曹操自北面虎视耽耽地注视着这一纷争走势新动向的条件下，孙、刘两家依此而在政治、军事、外交上所进行的博弈，实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有着极为敏感且关乎全局的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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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瑜“屯据江陵”战功卓着
赤壁之战结束后，曹操率大军北归，留在南郡的部属仅有三支人马，即分别为守江陵的行征南将军曹仁、横野将军徐晃，屯当阳的行奋威将军满宠，屯襄阳的折冲将军乐进等；另外，还有江夏太守文聘在当地行使其地方政权的职能。
刘备和周瑜追到到南郡，二人巡视完战场态势，刘备对周瑜说:“（曹）仁守江陵城，城中粮多，足为疾害。使张益德将千人随卿，卿分二千人追我，相为从夏水人截仁后，仁闻吾入必走。”周瑜听从了他的这个建议，便以二千兵马随着刘备去截断南郡与襄阳之间的通道。（《三国志·吴志·周瑜传》）
刘备建议中所提到的夏水，其古河道位于江陵城东南面（今荆州市沙市区），经豫章口注入长江，再东北行连通汉水。期间，刘备“表琦为荆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皆降。”（《蜀书》）事实上，他这种向东汉朝廷呈表建言、说是请求由刘琦出任荆州刺史的做法，只不过是在形式上走一走过场罢了。试想，在那种群雄逐鹿、刀兵相向之际，这类由谁来做刺史之事，根本就勿须让朝廷批准，再说这个朝廷还正在曹操的控制之下，所以也用不着谁来批准。显而易见，刘备这个所谓的“表”，也就是据此而昭告天下，为其仗着前荆州牧刘表长子刘琦的名义，南征原归荆州所属的武陵、长沙、桂阳、零陵等四郡而获取合法权。
刘备耍了一招金蝉脱壳之计，“南征”去了，可南郡还在曹仁与徐晃手中呀！这时，东吴方面派出的联军前敌总指挥周瑜正率领三万精兵，在南郡的郡治江陵与曹仁隔江相对呢。所以此番真正领兵北上，去截断南郡与襄阳之间曹军后勤补给通道的是关羽。“刘备与周瑜围曹仁於江陵，别遣关羽绝北道。”（《李通传》）应当说，曹军此间留在南郡境内的兵力依然不弱，要不周瑜与其副手程普怎么也不会跟他们针锋相对将近一年，居然还不能攻下江陵呢？正是有了这个空档，才给刘备留下了可乘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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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打破对峙的僵局，周瑜派遣东吴大将甘宁前往攻打夷陵（今宜昌）。曹仁也是曹操帐前一位能征惯战的主将，他见夷陵告警，当即分出一支骑兵西出江陵，抢在面前去围攻甘宁。甘宁势弱，招架不住，向周瑜求援。周瑜用吕蒙之计，留淩统在江陵与曹仁对峙，自己亲自领兵前往援救甘宁。在战斗中，周瑜的右胸为流矢所伤，伤势严重，于是不得不仓皇退兵。坐镇江陵的曹仁听说周瑜受伤卧床不起，赶紧领兵出城，麾军布阵，要来攻打东吴营垒。周瑜见军情危急，只好带伤忍痛披挂齐整，在手下一班将领的护卫下巡行军营，以激扬士气……后来，由于关羽率领的部队出没于襄阳至江陵区间的汉水流域一带，给曹军的后勤补给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曹仁见当面之敌无机可乘，而自己一方又穷于应付，无计可施，最后只有于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弃守江陵，退据襄阳。
到此，赤壁之战总算取得了一个圆满的成果。这一仗之所以能够大获全胜，首先应当归功于周瑜的正确指挥，以及东吴全军上下的同仇敌忾，力战退敌。尤其是到了后期，周瑜带伤临阵，表现出临危不俱的大将风度，故战后孙权以取南郡之功，“拜瑜偏将军，领南郡太守。以下隽、汉昌、刘阳、州陵为奉邑，屯据江陵”（《三国志·吴志·周瑜传》）同时，孙权又以程普为江夏太守，镇守沙羡（今湖北武昌西金口），于是基本上算是控制住了长江中游地区，为此使江东政权的西部屏障更加巩固。
刘备“南征四郡”成为大赢家
鉴于武陵（治今湖南常德）太守金旋、长沙（治今湖南长沙南）太守韩玄、桂阳（治今湖南郴县）太守赵范、零陵（治今湖南零陵北）太守刘度等原先便归属于刘表，而此间的刘表长子、荆州刺史刘琦正归附于刘备，所以这四个人只需向刘琦表示归顺之后，那么武陵、长沙、赵范、零陵四郡，便在名义上臣服于了刘备。换句话说，刘备的所谓“南征四郡”，实际上只是依靠着重兵压境，并没有费多大的力，兵不血刃便顺理成章地接受了四郡之地，算得上捡了个大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