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皇位角逐:谁才是康熙钦点的接班人?

2021-01-25 13:26:27 作者: 见证皇位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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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皇帝即使未说,他的话一定会刺激贝尔对权力继承问题的好奇心。能够满足他的好奇心,并成为他第二和第三个消息来源的,分别是在宫中的传教士和皇子皇孙们。根据贝尔的记录,康熙召见他和使团其他成员时,都有耶稣会士在场负责翻译事宜。而且事后,贝尔和西教士有很多私下往来,也会讨论这类问题。此外,他和康熙的皇子皇孙来往频繁,或许就是由于他们的帮助,贝尔对北京复杂朝局的理解,很快就超出入门的水准。

  贝尔进京后注意到,康熙有二十余子,“按年纪长幼,排为皇长子,皇二子,皇三子等”(页242)。第一位引起贝尔注意的皇子是康熙的三子允祉。1720年11月8日,贝尔进京前就见过同样进京的皇三子一行。不过,贝尔和皇三子没有直接交往,真正和贝尔有来往的是皇九子允禟。

  12月8日,康熙盛宴款待包括贝尔在内的俄国使团一行。次日,允禟就邀请使团成员到王府赴宴。宴会的奢华给贝尔留下深刻的印象,“规模盛大,几乎持续整整一天,席间有音乐、歌舞和戏剧相伴……各式佳肴,一道接着一道,川流不息地端上来”(页289-290)。

  当时皇十四子正在西陲,以大将军王的身份指挥作战,声望如日中天。如果允禟认为胜利指日可待,席间大胆透露点皇位继承的某些内幕,恐是再正常不过了。除皇子外,贝尔医生还和康熙的孙子打过交道。据他说,有一位十四岁左右的皇孙到使团驻地参访过(页280)。从现存材料看,皇十四子的两个儿子生于康熙四十七年,到贝尔来华时恰好十四岁。

  这位贝尔见过的皇孙可能是皇十四子之子,可惜,文献不足征,不能有更确切的结论。时下史家已经注意到雍正之子康熙之孙,即日后的乾隆皇帝与乃祖父的关系,甚至把康熙宠视弘历视为康熙选择雍正继承大统的因素之一。其实,皇十四子的两个儿子同样受到康熙的宠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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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珍

  根据清史学者杨珍发现的满文史料,允祯西征后,康熙特旨把他的两个儿子召至身边,亲自养爱。康熙对弘历的宠爱,究竟是哪一年,已经无证可察。或为雍正父子杜撰,亦未尝不可能。而康熙将十四子之子招致身边一事,从杨珍引用的满文史料看,就发生于康熙去世前不久。这位皇孙为何要到俄国使团驻地参访?或许是受乃祖乃叔热情款待西洋人的影响。

  雍正在《大义觉迷录》卷四曾说,皇十四子的支持者在康熙去世前就广造舆论,声言康熙“欲传大位于允禵”(《大义觉迷录》卷四),这也被贝尔的见闻所证实。而且,贝尔的记录说明,在雍正即位两年以前,北京城中有关皇十四子要承大位的消息已经广为流传,甚至传入在京外国人之耳。

  在康熙六十年初,也就是贝尔在京期间,立储问题已成禁忌。在这种背景下,皇十四子继位说何以会大行其市呢?这是否来自康熙本人的某种暗示?当接班人问题成为政治禁忌之时,他却容忍偏向某一皇子的小道消息肆意传播,把这理解为乐观其成,也是可以成立的。退一步讲,即使它不是来自康熙本人的一种暗示,甚至是因康熙年迈而未来得及阻止的,它的流传,也证明了皇十四子支持者之活跃。

  有了贝尔提供的新材料,我们就可以重新理解雍正初年的权力斗争。从现存雍正上谕看,允禟在他继位之初,“敢公然于王公大臣面前,诅咒訾骂”(《上谕内阁》,雍正四年十月二十九日)。雍正明知诸弟不服,仍然好言相劝,继位几个月后,还安抚他们说,“朕承皇考大统,自临御以来,诸王大臣人人得享太平之福。朕并无此时姑且容忍,待一二年后渐加诛戮之心。”

  在和他兄弟的权力厮杀中,雍正在继位之初的两三年中,一直步步为营,软硬兼施,逐步削夺康熙其他皇子的势力和权力,直到雍正四年,他才最后采取行动,将允禟等人或打入监狱,或入监后暗害至死。他为何要容忍如此长时间,待到雍正四年才动手呢?真如其所言,顾念兄弟之义吗?根据贝尔书中的新史料,就不难看出,雍正继位之时,实际上是另有苦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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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康熙委以十四皇子平叛重任,宠遇异乎寻常,使得他的支持者相信,皇位已经唾手可得,因而暗造舆论,宣称康熙已选定接班人,并拉拢人心,为登位做准备,使日后的雍正皇帝在舆论上处于不利的位置。而康熙的去世实属突然,并未如雍正后来所声称的那样,在临终时明确选定他为接班人,留给他继承大统的法理依据。

  因此,尽管雍正凭借隆科多的军事支持,迅速控制京师,瞬间夺取权力,但事属突然,不能短时间内让人心服口服,为解一时之窘,雍正只得妥协,以争取反扑的时间。雍正继位初的尴尬处境,反过来又说明康熙钦定雍正为接班人的说法,确实大可怀疑。

  最后一个问题,贝尔为何没有交代消息来源?这个问题或许与当日贝尔对北京的观感有关。在一些强调清朝闭关锁国的论者看来,1720年的北京或许更像世界主流信息外的孤岛。不过,贝尔的印象可能不会如此。在他逗留的三个多月,不仅和法国、葡萄牙、意大利传教士交往甚多(页295,296,297-300,303),还见到教廷遣华使团的成员(页295)。

  一个英国人能在短时期内,在遥远的远东都市见到如此多西方人,他恐怕不会视北京为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封闭天地。当然,这固然与康熙对西教士的优礼,以及当日清廷和教廷围绕“礼仪之争”正在进行交涉的特殊背景有关。但是,无论如何,这会使他对清朝掌握西方信息的能力有与后人不同的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