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而言有三条路径：一是通过引进更先进的设备实现技术进步，二是并购海外企业获得更先进的技术，三是通过自主研发。鉴于目前的国际局势，加大自主研发应该是最现实可行的手段，而这也符合“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战略思想。
二、正因为集成电路产业是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人才密集型产业，所以不可能在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遍地开花”。
近几年有太多地方政府，甚至许多当地都没有一所高校开设了微电子专业的地方，都在上马集成电路项目。结果便是大多产业园都以烂尾告终，主要原因就是集成电路产业违反当地的资源禀赋，不具备竞争优势。
事实上，许多二线城市的集成电路项目都发生停工停业，南京德科玛、成都格芯、武汉弘芯等比比皆是。
不仅如此，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趋势是市场集中度越来越高，“遍地开花”只会分散本就不充裕的人才、资本等要素，并出现相同技术重复研发的浪费现象。
所以集成电路产业的“双循环”建设必须尊重经济规律，各地方应该切合实际条件进行发展，甚至选择不发展。
三、集成电路产业也是高度全球化的产业，其分工程度之细，导致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能做不到全产业链的国产化。
因此，确保产业链安全固然应该成为集成电路产业“双循环”的建设目标之一，但“100%国产替代”既不现实，也不是产业链安全的必要条件。
日本、韩国和欧洲之所以没有太大的产业链安全风险，主要原因是它们已经在某些核心产品上做到了最高端（比如韩国的存储器、日本的硅晶圆和化学材料、欧洲的设备），故而可以有效地反制“卡脖子”。
由此可以看出，要加强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安全建设，更现实的手段应该是注重维护和拓宽与非美国企业的业务往来和合作，并集中力量投入到一些核心技术和产品的研发上。
要加强对美国“卡脖子”策略的反制能力，我国并不需要夺取集成电路产业的整个阵地，只需要攻占几个制高点即可。如果集成电路产业以“100%国产替代”为目标，那么其实是走上了与外国产业链脱钩的“死循环”道路。
四、国产替代需要遵循市场逻辑。集成电路产业虽然涉及军民两用，但它的主流市场终究还是民用领域。因此，国产自给率的高低终究是由市场决定的，由产品的竞争力决定的，而不是靠政策干预就能提升的。
值得指出的是，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人抱着这样一个错误想法：如今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受制于人，是80年代的“造不如买”政策导致的。
但这个想法有诸多不靠谱之处：
1、以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水平来看，并不具备重点发展集成电路产业这种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条件，就应该优先选择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经济增长的突破口；
2、我国在建国后到80年代所取得的集成电路产业建设成就并不高，因为很多技术和产品其实是科研单位的科研产物，其商品化程度完全不能和美日企业具备大规模量产的生产线相提并论；
3、也是我们尤其要强调的一点，80年代让竞争力更强的外国集成电路占领我国市场，其实大大加快了我国信息化的发展速度。一个可供参考的例子便是WPS与Office之间的软件竞争。
在90年代，国产的 WPS售价 480元，而微软的 Office仅售 97元，两者的市场竞争优势一目了然。
所以一个简单的反事实便是，如果我国当初靠政策强行拒绝性价比更高的国外集成电路（和操作系统），那么电脑、手机、互联网等在我国的普及速度肯定会大大放慢，BAT等企业很难取得今天的成绩。
这一点对我国当前的集成电路产业“国产替代”建设具有深远的参考意义。
在国产集成电路不具备市场竞争力的情况下，强行国产化一定会导致我国在互联网、人工智能、移动通信、云计算、区块链等集成电路应用领域的发展速度放缓。这一得一失，值得我们慎重地思考和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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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由于美国政府近年来多次对我国集成电路企业实行打压，所以很多人似乎都忘了一个最简单的事实：集成电路产业的核心发展动力是经济力量提供的，政治力量确实可以在短期内扭曲产业发展方向，但经济规律终究是不以政治家的意志为转移的。
事实上，包括诸多美国企业和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在内的全球相关企业和组织，都不认可美国政府对华为的制裁，并多次向美国政府进行游说和发声。
不仅如此，就在今年年初，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委托波士顿咨询对中美半导体摩擦进行研究，波士顿咨询给出的结论就是，如果中美半导体产业全面脱钩，那么美国在短期内有被韩国取代的风险，长期则有被中国取代的风险。
我们有理由相信，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可能已经通过一些渠道将该结论告知了白宫。因此，中美半导体产业全面脱钩的可能性并不高。
因此，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双循环”建设，应该以激励企业自主研发为核心指导思想，通过技术进步来争取产品市场份额和产业链安全。
在国产集成电路性能没有得到提升的前提下，“为国产替代而国产替代”的策略是完全不可取的，不仅会耽误我国信息化建设，还会走上主动与全球集成电路产业脱钩的歧途。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复杂决策分析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