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武汉不就是这么弄的嘛。”北京大学国际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李刚也有同样的感觉，“把别的病房都收重症肺炎，也可以，这个环境有，但是重症的人力资源不够。”
2022年12月9日，医政司司长焦雅辉在新闻发布会上就指出，要对各专科ICU，按综合ICU的标准进行扩容改造与建设；对专科ICU的医务人员，进行综合ICU知识技能方面的训练和培训，确保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快速补充到重症医学专业队伍当中。
在北大国际医院的重症医学科ICU，放开之前收着八九个重症病人，如今重症病人数量已经增加到18人。科室尚有6张空闲的ICU床位，但护理人员并不够用。
“现在三班倒，我们27名护士，只能收到18个病人，就撑死了。”李刚告诉记者，“ICU的医疗安全、护理安全，跟人力资源是密切相关的。人力资源的缺乏，跟ICU的病死率是密切相关的。”
李刚告诉记者，重症医学科标准的床护比是1∶3，即1张床配3名护士，但现在1名护士要看两张病床。尽管如此，ICU还在保障着非新冠感染者的重症救治工作，比如收治危重孕产妇、脑出血、心梗等病人。
ICU医护人员也因感染难以避免地出现减员的情况。“最多的时候只有一半人在这儿守着。”李刚说，“那还都是轻伤不下火线，带病坚持工作。”在他看来，不少医护人员都冒着被感染的风险，牺牲了个人和家庭的利益，一心扑在临床上救治每一位危重症病人。
后来，医院从其他科室抽调来3名护士支援，但由于ICU救治经历不足，她们只能与其他护士搭班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呼吸机、吸痰、循环监测，她们都还不熟悉。”李刚觉得，ICU护理并不是谁都能干，除非呼吸科ICU的医护前来支援，但由于急诊重症病人接诊压力大，呼吸科ICU的医护人员在急诊支援。
“我们（急诊）的工作量已经比ICU大多了。”急诊科主任秦宇红说，“将近40个危重患者，上的呼吸机十七八台。我们自己的医生已经分身乏术。”
急诊告急后，医院陆续调来大内科的18名医生、60名护士支援，包括RICU（呼吸重症病房）、CCU（心内科重症病房）的医护人员，但秦宇红还是感觉到人手不足。
他带着这群医生，管着近40位重症病人。“现在是超负荷。即使如此，还有好多老年人等着，进不去，很重。”秦宇红告诉记者，“现在，我们最难过的就是我们无能为力，不能把所有该接的病人都接下来。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如今，每天前来就诊的患者中仍有5%是重症病人。
在河北那家二级医院，呼吸科之外的内科、外科的医护人员也被调用了一部分。
“比如楼层相邻的，内科可以占用外科的床位，内科大夫去外科查房，平时外科帮着照看一下这些病人，护士帮忙换一下液，做些治疗。”冯晓梅说，单纯依靠呼吸科肯定不够，医院采取科室共管的模式，保证入院病人得到救治。
“与专业的呼吸科治疗，质量上可能有一定的区别。”冯晓梅告诉记者，“这种紧急情况下，也不需要考虑太多问题，总归我们是医生，能完成一些基础性的治疗，总比他（病人）在大街上等着要好吧，或者比村里要好吧。”
这段时间，这家医院常邀请ICU主任、呼吸科主任，抽晚上的时间，根据诊疗指南和医院实际情况，对全院内科、外科医生开展线上培训。冯晓梅告诉记者，近期省里也组织了重症肺炎救治的线上培训，而一些被抽调至呼吸科的医护，私下里还要自学相关知识。
有一部分情况是秦宇红担忧的，由于缺人，很多医院开始调配外科医生参与感染者的救治。“风险很大。医生是慢工出细活，个体化（治疗）很重要，而且每个人还有好多基础病，最好有个特别有经验的专家去查房。”
秦宇红想起，2020年在湖北支援时，医院一栋楼里放了400张病床，全住着新冠病人，“管床的，什么医生都有，这样管理起来，不能保证质量”。
但他也明白，“有问题也没办法。现在就是超越了医疗界的能力，只能牺牲一下。”而很多地方马上要面临着与北京同样的问题，各地也不可能再像当年湖北一样，从其他地方调集大量人手支援。
“每个地方都是战场，你调哪里的？”一位曾支援过武汉的医生表示出同样的担忧，“到处都是打仗，你调不出来。”
秦宇红最近反而收到不少缺乏新冠重症病人救治经验的京外医生的求助。“他们现在经常打电话问我，这个病人该怎么治疗。”秦宇红告诉记者，“他们看着纸上的（诊疗方案），不一定会用。文字变成行动，不是容易的。”
但对于这个3年前支援过湖北的医生来说，很多治疗经验在3年之后又派上了用场。
“上一回去的时候，其实心里没底，对这个病的认识也不行。”秦宇红说，“但这回，我有一定的认识，治疗方案也很有把握，按第九版（诊疗方案），我们甚至做得更细致，对重症的治疗效果也要好得多。”
在有更多疫情应对与救治经验的上海，感染高峰来临之前，不少医院做了提前的准备。
2022年12月中旬，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成立了一支60人左右的重症专家会诊组，并建立了一支由70名医生、140名护士组成的重症救治后备队，同时扩容重症床位，储备呼吸机、监护仪等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