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读复旦本科时即觉叔公身上有种旧上海洋场笙歌熏陶出来的小资情调，这样的气息在建国后来沪的老师那里荡然无存。有次在九叔公家里和他聊起新淘的一张周璇唱片，我说学史之人往往偏好勾起怀旧之情的岁月遗音。叔公听了呵呵一笑，颇不以为然。在他看来，怀旧感只属于像他那样曾亲身感受民国风情的过来人。听到“夜上海”迷人的曲调，叔公必会想起他在浦江之滨度过的青春岁月。1947年九叔公和我俱伯伯一同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叔侄两人虽隔一辈却年纪相仿。圣约翰是教会大学，课程大多以英语讲授。日后叔公治学偏于中西交流即与就读该校之经历不无干系。他从圣约翰毕业没几年，母校就被拆分并入上海各高校。光阴荏苒，岁月如梭，约大校友会逐渐沦为人数与时俱减的耄耋联谊会。九叔公对哺育他的母校一往情深，每和我谈及校友会的活动总是不胜唏嘘。当中国革命的浪潮席卷十里洋场，象牙塔般的约大亦暗流汹涌，难以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俱伯伯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九叔公则笃志向学、心无旁骛，像隐士一样疏离于汹涌澎湃的时代大潮。面对激情洋溢的外部氛围，他总能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丁玲在《也频与革命》一文中曾讥议革命的旁观者，将其拟于“站在高岸上品评在汹涌波涛中奋战的英雄们的高贵绅士”。而近代史研究恰恰需要站在高岸之上评说历史潮流的旁观者立场。按常理而言，人们对所见世的认识必较所闻世靠谱，而对所闻世的认识又必较所传闻世靠谱。实则近代史比起古代史更易因心术之患而荒腔走板——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叔公超然物外的隐士气质令其近代史研究多能平心持正而无意识形态之偏颇，庶几近于班固所谓“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良史实录。其为人也不慕荣利，不趋时髦，孜孜矻矻于钩隐抉微，兢兢业业于属辞比事——求知问学的专心一志永为后辈所敬仰。
《陈绛口述历史》
九叔公身在上海，心系桑梓，对关乎陈氏家族之事务甚是惦念。卧病在床之际，还念念不忘正月初三之螺洲祭祖。百年前我曾祖父自螺洲徙居福州，住在三坊七巷之郎官巷。二十多年后九叔公又从福州迁居于上海，再过五十多年我亦从福州迁居于厦门。家族之树不断分蘖抽枝。每年初三祭祖，寻根溯源的陈氏族亲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在螺洲宗祠之内济济一堂——当此之时，同气连枝之感油然而生。有一年我带小儿回乡祭祖，螺洲族亲还不忘对黄口孺子进行“思想教育”——要他记得自己并非厦门人或福州人，而是地地道道的螺洲人。我想九叔公虽居沪上七十余年，亦未必以阿拉上海人自居。他在《陈绛口述历史》中言及自己久怀诗书继世之思，而出生海外的两个孙子却不识汉字，让他永愧于心。一般上海人旦暮所思者唯与世界接轨，恐难体会叔公赓续传统的拳拳之心。九叔公平常西装革履，从表面上看似也颇为西化。他有非常开放的一面，如有可能总是尽量使自己融入西方文化以增进了解。1983年访问哈佛时即选择租住美国人家里，不像多数留学生或访问学者为省钱计扎堆合住。然而，叔公在内心的最深处始终对华夏传统怀有孩童般的孺慕之情。自古以来衣冠之族即具浓厚的宗族意识。在蛮夷滑夏的上古之世，其人每以宗姓结盟之形式缔造华夷相隔的封建国家。个体永远融于宗族之中，一人犯罪则举族连坐——宗姓参股之国家遂由家族之繁衍茁壮成长。在五胡乱华的中古之世，其人又聚宗族乡党筑坞自守以避戎狄寇盗。宗族间互结姻好，形成封闭的门阀世家——而其家传族承之经术则屹然而为抵拒滔滔胡化的文化坞堡。九叔公所思所恋所忧所惧皆根于从悠悠远古传承不辍的文化基因，而与“现代人”的思想理念囧不相侔。但愿带着历史余温的文化情怀不会随着老辈的逝去风流云散，否则后来者唯有于古籍之中提取类似之基因。
我想纪念九叔公最好的方式就是课子以诗礼，使家族文化之传承绵延于永久。希望后辈子孙永葆叔公诗书继世之情怀，思其所思，恋其所恋，忧其所忧，惧其所惧。诚如此则九叔公不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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