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有这样的一群日本人，他们被秘密派往中国，学习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在对其有了充分的了解后，他们摇身一变，从以前侨民或者顾问的身份瞬间转变为法西斯主义的帮凶，利用自己对中国的了解，服务于日本侵略军。抗战期间，很多日军中高级将领都可以称之为“中国通”，但要论资深级别的“中国通”，恐怕只有这三个日本人才有资格。
第一：板垣征四郎，日本陆军大将，早年曾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日俄战争爆发后，板垣征四郎跟随部队一同开赴前线，在一次大会战中，板垣的左胫部被子弹打穿，伤势非常严重，但他仍继续坚持战斗，直到部下生抓硬拽才把他抬下火线，送到随军医院治疗。战役结束后，中国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都在板垣征四郎的脑海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立马萌发出了一个想法：如果日本帝国拥有这些，国力将会更加强大。后来，这种想法影响了他这一生的命运。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板垣征四郎不仅在战场上积极充当“急先锋”，还在成立“伪满政权”的过程中出谋划策，先后接收了张景惠、熙洽、张海鹏、臧式毅等一众汉奸。全面侵华战争正式爆发前夕，板垣征四郎奉命回国，担任日本陆军第五师团长，随后，卢沟桥事变爆发，板垣亲率第五师团从广岛出发，前往天津支援作战，并先后参加了忻口战役、娘子关战役、徐州会战等。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近卫内阁罢免了叫嚣“三个月解决中国事变”的陆军大臣杉山元和次官梅津美治郎，改派板垣征四郎担任陆军大臣，这也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日本投降后，板垣被盟军逮捕，随后被判处死刑，最后于1948年12月22日被送上代表正义审判的绞刑架，去偿还他的血债。
第二：土肥原贤二，日本陆军大将，早年曾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后以参谋本部部员、陆军上尉身份来到北京，在“坂西公馆”担任日本特务头目坂西武官的助理，自此开始了其在中国长达30余年的间谍特务生涯。“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土肥原接受关东军的指令，在华北设立特务机关，以瓦解张学良势力，曾想利用石友三来排斥张学良，拉拢阎锡山一并解决满洲和华北问题，但最终未能得逞。“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土肥原主张在满洲建立以日本为盟主的国家，并提议劫持溥仪到东北，以便拼凑伪满傀儡政权。
“七七事变”爆发后，土肥原率领日军第14师团侵入华北，直接介入到屠杀中国人民的侵略战争之中，并在上海设立了办事机构——土肥原机关。二战后期，土肥原调派回国，先后出任本土东部军司令官、教育总监等职务，日本战败投降后，土肥原被盟军逮捕，关押在横滨刑务所中，后经法庭查证，确认甲级战犯土肥原贤二犯有侵略战争罪和战争阴谋罪，于1948年11月12日对他判处绞刑，同年12月23日在东京巢鸭监狱内正式执行。
第三：矶谷廉介，日本陆军中将，早年曾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后于1917年被派遣到中国从事特务工作，而他的岳父就是当年日本第一代“中国通”，对华谍报鼻祖青木宣纯。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矶谷廉介一直都认为日本不应该侵略中国，即使暂时不得已侵略，也要尽快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但这个理智的想法却遭到了日本陆军大多数将领的抵制，中日战争最终还是打响了。
战争爆发后，矶谷廉介率领陆军第十师团出征华北，迫使韩复渠退出山东，后在台儿庄地区被中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的部队打得大败，随后被编入预备役。东条英机回国任职后，矶谷廉介出任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后来，诺门坎战役打响，关东军被苏军打得丢盔弃甲、大败而归，日本全国震动，平沼骐一郎内阁请辞，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及参谋长矶谷廉介也被撤职查办。日本投降后，矶谷廉介被南京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后于1952年8月获得假释，最后于1967年死在日本。